楊太后說：“圣人犯錯？聞過能改吧，善莫大焉。”
林夕問：“好吧，最后一個，圣人在世的時候，天下沒有饑饉嗎？沒有病患嗎？沒有戰爭嗎？沒有犯罪嗎？沒有乞丐嗎？沒有貪污嗎？沒有外族侵略嗎？”
楊太后說：“好像，做不到沒有這些。”
林夕問：“既然這些都做不到，那么神圣或者高妙在什么地方呢？”
楊太后只好說：“我畢竟不是皇帝，你問的這些，我都回答不了，若是太傅或者丞相在此，或許他們能夠回答你的問題。”
林夕說：
“我也只是人，領受天道而已；
但是至少，第一，人對自己和萬事萬物的認知和知曉，并不完全洞徹，這是絕對缺陷；
然后，第二，即便是我們了解和知曉的事物，我們也缺乏力量改變或者治理到我們期望的程度，或者一國之民生存生計所需的程度。
如此者二，那么我們一切自滿、自傲、自以為是，都是可笑和短暫的；
如果貴族就完全了民族的生存與發展，那么不是貴族，就可以完全凍死、餓死、殺死或者舍棄，留下純粹的貴族，是不是？”
楊太后說：“那是不仁，不應該的。”
林夕說：
“太后可以看看史記，朝代更迭，其實更多的是生產力和人口的矛盾。
刀耕火種的年代，十畝田輪作，可能滿足一口人的生存；
若是一戶人家均有三百畝田可以耕作，那么他們家娶妻生子，每歹繁衍存活三人，第二代就有五人，第三代死掉上一代，第二代的五口人，繁衍十五口，加上第二代，就是二十口；
二十口需要二百畝田，三百畝田還耕不完，綽綽有余；
但是到了第四代十五口繁衍四十五人，死掉上一代，加上第三代，就是六十五口；
六十五口就需要六百五十畝田，三百畝田就不夠吃了，其中至少三十口人就必須遷居他處，他們遷移到哪里呢？
大宋朝上億百姓，宋仁宗時，范仲淹在奏議《答手詔條陳十事》中說：臣知蘇州，田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
方回《續古今考》說：余在秀……望吳儂之野……皆佃戶。……假如畝產二石或三石。以二石計，2石米，是4石稻谷。
一石為四鈞，一鈞是三十斤，所以一石是120斤，畝產4石，稻谷合漢量為畝產谷4.288石，折合今市制畝產381斤；比漢時為增2.777石，合今市制畝產250.1斤，增長了54.4%；比唐代的3.81石，增長了12.5%。
為什么比前朝增長，因為真宗大中元符三年（公元1011年），朝廷派人到福建，收取占城稻三萬斛，到中原種植然后中原的產量大大提升了，到了南宋年間，江南十之**都已經種了占城稻，占城稻高產并且可以生長期短，一年可以種雙季，有些地方分甚至可以種植三季。
漢代士兵定量每月用小米36.2斤，唐代每月粟米54.3斤，粟米出米率按照六成折算；
漢代戍卒每年的口糧723斤粟米，唐代需要1068斤，差不多要18畝或者19畝的田地。
漢書《食貨志》記載，五口之家有田百畝，折合到宋代的大約是69畝，可以養活3.8人，如果1.2人不服役，就會餓肚子。
宋朝子民已經超過1億人口，需要18億畝以上的耕地，南宋比北宋土地面積更小，如果不是商稅收入支撐朝廷，漢庭或許早就民變沸騰，無需女真、蒙古侵略，自己就崩潰了！
如果沒有女真、蒙元的侵略，就算三十年一代人，一億人按照育齡夫婦百分之二十計算，就是兩千萬人，一千萬對，一代人就算只生三個人，就是三千萬，一百年就要人口突破2億人，我們沒有土地怎么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