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一直以復古、保守著稱，言必稱三代，行必依古禮，但這只是表面文章，實質上儒學最善變，是諸子百家中最能緊跟時代變化的，從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董仲舒，一直在調整、擴充儒學以適應時代的需要，只是他們嘴上不肯承認罷了。
漢末是經學衰落的時代，原本就有變更的內在需求。新政推行于中原和江東，不管經濟還是思想都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向來以帝王師自居的儒門不可能無動于衷，最先做出了反應，最積極的就是江東人，尤其是吳郡人。
作為吳郡郡學堂祭酒，陸康當仁不讓。面對孫策的垂詢，他拋出了醞釀已久的新的義利學說。
義（義）者宜也，從我從羊。
羊者，祥也，引申為善、美，與利有重合之處。從本質上來說，儒家并不反對利，只是反對不義之利，到了孟子時代，矯枉過正，義與利的對立越來越嚴重，這才顯得儒家迂闊，不近人情，進而發展為虛偽。可是作為一門政治哲學，儒學不會也不可能無視利的價值。小到家族，大到國家，要想正常動轉，不可能不注重利。只不過儒家追求的是公利、大利，希望穩定發展，長治久安，而不是其興也勃，其亡也忽。意愿是好的，眼光也是有的，只是儒家過于強調道德，強調公利、大利，忽視了小利、私利，反而造就了一批心口不一的偽君子。
所以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上，儒學穩定有功，發展則無能為力，自身也逐漸被皇權馴服，僵化保守，失去了活力，成了阻礙歷史進步的障礙。
好在漢代經學衰落還只是第一個周期，雖然遇到了麻煩，精氣神還在，還有自我革新的能力和勇氣。
陸康的觀點很復雜，引經據典，說得孫策有點暈，但概括起來其實也簡單：要根據新的經濟形勢調整義的概念和標準，強化德育，避免官民唯利是圖。比如說，工匠、商人都變成了士，不能再像以前一樣視他們為賤役，就應該以士的標準來要求他們，而不僅僅是單方面的尊重他們。
他們要想獲得尊重，首先應該符合一定的道德標準，值得受人尊重。自由也好，尊重也罷，都是有限制條件的，沒有限制的自由和尊重只會造成混亂，公利、私利皆無法得到保證，自然也就談不上長治久安。
陸康最后總結說：無論是君子還是庶民，皆當有所敬，有所畏，否則就和浮屠道一樣，萬物皆空，無君無父，家既不家，國亦不國。
孫策不完全贊同陸康的建議根本原因是沒有完全聽懂但是對調整原則表示認可。這正是他期望的變化，儒生不僅要適應時代的變化，還要能走在時代的前面，引領時代。只有形成這種良性循環，他的終極目標才有可能實現。
聽完了陸康的建議，孫策也向陸康敞開了心扉，解釋了為什么不禁止浮屠道。
他對作為宗教的佛教無感，但是對作為哲學的佛學還是有一定興趣的。佛學重思辨，非常強調邏輯，對中原文化來說，這一點難能可貴。儒生和道士之所以辯不過和尚，根本原因就在于儒學、道學在邏輯上不如佛學嚴謹，常常說著說著就把自己繞進去了，最后只能強辭奪理。
“學問不能求全責備，希望某個圣賢創立一套無所不包，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學問，后人只要依從即可，那是弱者、愚者的思維。學問就像孩子，總要不斷的成長才能成為有用之才。指望他生下來就全知全能，未免苛責古人。”
陸康含笑不語。他雖然贊同孫策的觀點，但他畢竟是儒生，不能當著孫策的面否定圣賢，事實歸事實，情感上無法接受。當然，看到孫策推崇浮屠道的邏輯，他心里也有些不舒服。被嚴浮調虐了那么久，他現在聽到浮屠道三個字就習慣性的炸毛。
“大王所說的邏輯，和西域人用于算學、形學上的推理、證明是一回事嗎？”
孫策笑著點點頭。“祭酒也研究這些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