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豆盧欽望拜相一事，朝廷中還未有定論，但政事堂中已經出現了重大的人事調整。
原鸞臺納言姚璹上表自辭，并薦侍郎楊再思繼任宰相并主持鸞臺事務。圣皇予以批準，并以姚璹為麟臺監。楊再思拜相之后，便即刻舉薦鄭杲擔任洛州長史。
鄭杲就任洛州長史后，接下來便上書陳事，直言朝廷遷民編戶存在重大的失誤，大量生民雖已在籍、但卻都是虛戶，根本無田可授，農時錯過、已經是民疾如火，若再放任不理，入秋之前，河洛之間必會餓殍遍野。
基于這一點，鄭杲提出兩條解決的策略，第一是整頓漕運，加大江南漕米的輸濟力度，第二是以役代耕、以工為賑，征集已經編入籍戶的丁男參與漕渠運輸，確保各邊土貢并秋稅諸物能夠準時運抵神都。
同時諸州庸工折課入錢，作為朝廷整浚河道、增加漕運量的工事本錢。同時在朝百司捉錢令史兼領工長，組織丁力參與河道輸濟。
此議一出，頓時成為朝局之內的焦點，畢竟大勢傾軋再怎么激烈，百官也都各有衣食耗用的實際問題，而朝廷如今財政狀況也已經到了極為危險的地步，甚至一些流外胥員都出現了俸料被克扣剝奪的問題。
對于洛州長史鄭杲所提議的改革方案，圣皇武則天也表現出極大的關注度，制令百司各薦能士，隨堂參議，盡快整合出一個行之有效的方略出來。
與此同時，圣皇又制令吏部天官補授相關的人才，選任相關諸司。李潼的丈人唐修忠及時進獻一份《伊洛水文圖籍》，詳錄河洛周邊河流川渠概況，得以脫穎而出，被選授為都水使者。
這一系列的變故，集中在了四月中旬的幾天，幾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便奠定了一個改革漕運的基礎。
而且李潼在這當中參與度極高，除了最開始幾樁高層的人事調整是通過政治交換完成，后續無論是鄭杲的進言，還是唐修忠的獻書，其實都是作為代王喉舌而發聲。
李潼也并不忌諱掩飾他干政的痕跡，因為這件事本身就是當務之急，而且從他結束服喪、回到神都開始，便已經跟他奶奶進行了一系列的溝通。
此前之所以遲遲難行，那是因為要作這樣一件牽連廣泛的事情，沒有一個相對成熟的班底。任何內政方面的改革，無論方案多么成熟，一定會觸碰到一些人的利益。
如果所組建起來的事務班底彼此之間還互相掣肘，不能通力合作，那么無論朝廷當下惡劣的財政，還是緊張敏感的氣氛，都不足以支撐不成熟的嘗試，只會加大朝廷的內耗。
而且說實話，李潼此前種種陳策，其實也都難免紙上談兵之嫌，武則天就算對此有認同與看好，真正將要落實的時候，也難免有些猶豫不定。
不過，西京飛錢獲利驚人，也激發了武則天的信心與底氣，開始重新審視、評估這一系列事務調整的可行性。再說有了飛錢方面的財政補充，即便這一輪改革不能達成預期的效果，也能有外財托底，不至于讓朝事崩潰。
對于李潼來說，在眼下這樣一個時機推行這一系列的改革，是在保證爭權奪利的同時還能不廢正常的內政朝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