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這樣的改革潮流掀起，他的代王府一系官員們，便不再只局限于時局之內的勢位爭奪，而是扎根于利國利民的國計內政之中，安全性無疑更有保證。
比如鄭杲的提議中，有一個重要的概念那就是來自江南的漕米。
在此之前，江南當然也有米糧解運京畿，但卻是包含在田租戶調中，并不作為一個單獨的概念提出，因此在財政度支中也就沒有獲得該有的正視。
但事實上，經過六朝開發，江南諸州開發程度已經不低，特別是隨著關中天災**不斷、旱澇歉收常有，來自江南的田租貢物在整個朝廷財政稅收當中所占的比例也越來越高。
像武周后期，頻有江南宰相登上政壇，開元時期，甚至就連遠在嶺南的張九齡都能成為一時名臣，無不體現出江南人在時局中的話語權越來越重。而這背后，除了各種正常與不正常的朝事調整之外，關鍵的一點那就是話語權是由錢糧打底的！
李潼的班底中，本身就有著大量江南人的存在，借鄭杲之口獨立提出財政中的漕米這一概念，既能號召更多的江南人加入，也能增強整個派系在時局中的影響力。
類似姚璹這種江南宰相，如果只是單純的因循權勢立足于時局之內，根基其實很淺，無論是關中人還是河北人，都不怎么將其放在眼中。僅僅察覺到一個舊案重翻，便能嚇得戰戰兢兢，要主動退位避禍。
可是如果江南漕米在財政中被獨立強調，進行度支運算，那么意義就截然不同了。既想要江南人的米糧，還不把時局中的江南人當盤財，難道整個江南就全是冤大頭？
所以在與楊再思達成共識后，李潼并沒有特別強調要保住姚璹，而是把推薦鄭杲擔任洛州長史作為一個條件。
一則姚璹作為楊再思的舉薦人，楊再思是有一定義務維護他。二則一旦進行漕運改革，增強漕米的重要性，姚璹這個主動退位讓賢的江南宰相，政治上本身就獲得了從容余地。
事實也正如李潼所料，當朝臣們針對漕運改革進行議論的時候，姚璹也被頻頻提及。他作為久參機要的前宰相，如果能夠投身此中，無疑是能發揮出極大的作用，很難被忽略，如果只是在朝擔任麟臺監這個閑職，無疑是非常的可惜。
所以有關姚璹的任命，朝廷中談論最多的幾個選擇，便是汴州或者豫州刺史，還有就是揚州大都督府的上佐。
四月下旬，在李潼沒有過分干預的情況下，姚璹最終還是被選任為汴州刺史，擔任這大運河沿岸重要的上州之一的官長。
至于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則不作調整，仍由格輔元擔任，只是給格輔元加了一級散階，以示這一職位更加顯重，督促勤功。
得知姚璹得獲這一任命后，李潼也是不免唏噓。姚璹并不是第一個跟他有交情的宰相，在其之前，還有一個沈君諒，同樣是官居麟臺監，同樣是出身江南的宰相，卻沒有姚璹這種好運氣，直接被絞殺于殘酷的朝堂斗爭中。
對于沈君諒的死，李潼一直是存幾分心結的。如果不是自己，沈君諒未必就會拜相，也未必就會死在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