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意味著皇帝李旦并不只是一味的退避，而是開始打算真正著手控制朝局，不愿臣下權柄再過分的集中獨大。
李潼身為大行臺長官，其下便是諸行臺尚書。當然不可能六部設齊，像吏部、禮部這樣司職選舉與典禮的要司，就不可能設在行臺。
眼下李潼也只委任了兩名尚書，姚元崇擔任行臺兵部尚書，畢竟姚元崇離都之前已經是兵部侍郎，對于兵部事務的運作也是熟悉得很。李元素則擔任行臺戶部尚書，主管戶籍、錢糧以及諸胡州貢賦事宜。
這兩名行臺尚書，便是大行臺最重要的主管要員。
除此之外，大行臺還細分為二十三司，分別由諸行臺尚書郎分領專事。這基本上就退回到了魏晉時期的霸府狀態，畢竟中央三省六部乃是歷代制度改革最終完成形態，大行臺作為其殘缺形態，制度結構上是要有一定退步的。
兩部二十三司，便是長安大行臺的基本結構。再外部便是諸州刺史、都督，但像其中一些雄州、望州，李潼也根本就沒打算任命主官，而是將這些州的刺史、都督之位留給一些資望高的行臺要員遙領寄祿。
像婁師德便以岐州刺史領掌隴邊屯田事宜，楊再思則以雍州長史領長安國子監事。這樣一通分配下來，一些資望高的老臣也不會因為行臺位置太少而屈就卑職，本身的官品不會受到太大影響。
至于諸州事務，則就由長史、司馬、別駕等上佐負責。其中長史主管政務，司馬則分領兵事，別駕司職錢糧，而不再只是諸事統于刺史一人。
一些內陸的州府，自然可以如此簡單直接的進行職權分割調整。特別一些地處邊遠、戰略位置重要以及自然資源豐富的州府，則就很難再這樣進行簡單粗暴的劃分。
特別陜西道因為地理位置的緣故，其中有將近一半的州府都要長期維持一定規模的駐軍，像隴右的鄯州、洮州以及朔方的靈州、豐州等地，更是完完全全的軍州。
職權分割，說起來只是一句簡單的話，但在這些特殊的地區，做起來可真的不輕松。
事權分割、彼此制衡，看起來是頗為穩固的結構，可若落實在實際的場景中，即便不考慮勾心斗角、彼此掣肘，哪怕僅僅只是各自權力行使中的內耗，配合稍微出錯，差之毫厘，便可能決定一場戰爭的勝負。
而且眼下正逢府兵制崩潰，是從世兵制到募兵制轉型的一個關鍵過程，既要順利完成這樣一個過渡，還要保持足夠的戰斗力以鎮壓外敵，無疑是更加嚴峻的考驗。
在這方面，李潼也沒有太好的計策。脫離了具體的時代背景，制度優越與否根本不必討論。
陜西道大行臺從創設伊始，就是一個軍事色彩濃厚的霸府形態。吐蕃和突厥，以及其他摩拳擦掌、待時而起的胡部，這都是實實在在存在的軍事敵對目標。
頂著這樣龐大的軍事壓力，李潼也不可能發起一場觸及根本的軍事改革，只能就陜西道當下的軍事基礎進行修補營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