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絹錢仍然照舊行用，無擾民生。只是官府在榷量的時候，憑金銀為尺度。”
金銀等貴金屬，長期的不作為貨幣使用，只是作為一種高昂稀缺的原料，或是打制奢侈器物，或是用作儲存。一方面金銀并沒有一個長期穩定的產出，另一方面金銀如果作為貨幣，其物理屬性又決定了朝廷很難就此動什么手腳。
以銅為錢并通過濫行新錢來掠奪民間財富，這也是中原政權一個源遠流長的傳統，這其中最明顯就是魏晉三國時期。
魏蜀吳三國除了在戰場上爭權斗勢，在金融領域也是變著法的比較誰發的錢更爛，魏國搞新五銖，吳國就發當十、當百的大錢，蜀國一看還能這么玩，當十當百太小氣，老子直接當千。這樣的錢幣，其信用度可想而知，全成一個笑話。
即便不論前朝，本朝高宗行新錢以代替開元通寶，結果也遭到了長安民眾的自發抵制，乃至于為之罷市。
金銀物理屬性穩定，其作為貨幣的優越性自不待言，而且也有人早就注意到了這一點。
王方慶就曾對李潼講過，嶺南特別是廣州等地，民俗就是以金銀當錢，一則嶺南多有金銀產地，二則廣州又是外貿集中地，參與交易的買賣雙方成分復雜，所以對貨幣的要求度就更高。
大行臺在行政手段上是要遜于神都朝廷，就需要在商業方面進行補充，需要刺激商貿，讓交易頻繁發生。采用金銀作為結算貨幣，也是促進商貿發展的手段之一。
但是這種變革，勢必需要一個接受過程。所以李潼還是從商賈下手，商賈們販殖為業、不事耕織、憑本生利，其對風險的承受能力自然要高過尋常小民，而且只要有利潤存在，就不患商業蕭條。
本身抗壓能力不弱，即便新法不合時宜，所帶來的反噬也有限，起碼不足引發大規模的社會動蕩，一旦有了成效，又能獲得最直接的反饋與收益，自然是最適合的實驗對象。
李光順對此考慮的自然沒有那么深遠，總之覺得少弟的決定就是對的，對此倒也沒有提出什么意見，只是點頭應是。
用過早餐后，楊思勖又來報庭外郭元振求見，李潼舉手吩咐召其人入內，卻見一邊的李光順欲言又止，便笑語道：“阿兄有話要說。”
李光順聞言后稍作遲疑，還是開口道：“郭元振才器的確不弱，但性情卻難恪守恭謹。我倒沒有太高明的觀人之法，也并不是說其人忠義有虧。但此類烈駒，還是需要且策且御。”
李潼聞言后便笑著點頭道：“阿兄良言，我記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