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底，終究還是皇帝李旦在家務處理方面過于多情軟弱，沒有樹立起一個說一不二的強硬形象，才讓這些親戚門戶各自生出許多斤斤計較的怨情。
拋開這些皇帝家事不談，李光順講起蜀中的情況也是井井有條，其人能力或許不強，但做事勝在用心。
而且蜀中由于其閉塞環境，本身又遠于朝廷核心的利益紛爭，在事的官員得以專注于事，沒有受到太多外界時局動蕩的干擾，政治還算清明，民生也算穩定。諸眾情況匯總起來，不失作為一個穩定后方的條件。
對于蜀中這樣的情況，李潼也頗感欣慰，眼下的大行臺需要的就是這種能夠切實助益的補充，而不是利害糾纏、雖然利益不少但麻煩也一大堆的板塊。
蜀中成都平原，雖然也有天府之譽，但周邊惡劣的物流環境，并不利于大規模的錢糧外調，如果只憑常規手段進行管控，也并不足以成為關中的大糧倉，運輸條件實在是達不到。
但蜀中物產豐饒、宜于囤聚，兼之外部環境相對安全，這又是其他地區所比擬不了的優勢。正常情況下，蜀中這種優勢可以使其成為一個絕佳的避難所，周邊有亂可以避難其中。
如今，時局中有了飛錢這種兼具一定金融屬性的新事物出現，蜀中又可以作為飛錢的本錢金庫所在，成為一個絕佳的承兌中心。
金融或者說資本的力量，在當下這種中古世紀的生產力水平下，當然是沒有強大到能夠成為一國之命脈的程度，否則歷朝歷代便不會以重農抑商為根本。
農耕政權中，土地的產出就是維持一個政權的基礎所在，其他任何獲取資源的途徑都不能與之比擬，因為土地恒有所產且不失度支。任何中原王朝的覆滅，都與土地政策的得失休戚相關，哪怕是自嗨過頭、亡于外族的西晉。
當然也不可否認，商貿政策的合理應用，對于朝廷行政手段的不足也是一大補充。特別是大唐這種幅員遼闊、戰線綿長的強大帝國，單純農耕為本的行政手段，遠不足以維持長期有效的統治。
李潼要把成都打造為一個金都的想法并非起于一時，當他提出飛錢這一概念的時候，心里就有相關的設想。不過當時的他剛剛結束喪期，仍然面對一個前途未卜的問題，縱有想法，也沒有嘗試的條件。
現在雖不至于說條件完全成熟，但起碼也是擁有了極大的自主權，一些設想可以放開嘗試。
蜀中的人事調整，自有大行臺在經過充分權衡后拿出一個整體方案。至于眼下，李潼則就跟李光順商討一些具體的設想細節：“未來蜀中勾連各方的商貿事宜，必然是要做一個統籌監管。之后行臺會于益州大都督府之外，加設一個市榷使職，征取榷稅，以金銀為錢，量貨取資。”
“金銀為錢？那絹、錢又將怎么行用？”
李光順聞言后自有些不解，開口詢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