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當然不是方外邦國，然而在人心狹計之下，已經有了敵我的判斷。這一事實讓裴守真所奉持的道義產生動搖，乃至于坍塌，朝廷對雍王尚可勒之以宗法、催之以皇命，可如果雍王真的倒下了，這些故技難道也能懾服諸敵？
這種信念的動搖、心態的轉變，是出于裴守真自己的良知，但同時又有悖于他過往的道義，讓他心生驚懼。此際求死，也真不是夸稱忠烈的謀生之計。
雍王一再逼問該以何罪殺他，確有幾分誅心之問的味道。裴守真幾番作答，仍是怯于將內心最真實的感受表露出來，但雍王沒有被他敷衍過去，仍是繼續追問。
默然半晌后，裴守真終于長嘆一聲，深伏于地，澀聲答道：“殿下此前訓言，守真甘愿領罪，今日所為，確是貪慕賊節，沽求假譽。”
“此番皇命使用入京，未曾深查事情根本，只是困于輿情俗計，皇命之外，俱為不法。潛行留臺，妄以壯烈自任，厲態求節，更是誣指殿下構害社稷，欲捐身以警眾。人情以論，此為以疏間親，使殿下與圣人兩不相容。大體以論，指功為賊，毀我社稷柱石，誠是大奸！”
裴守真講到這里，眼眶中已有淚光閃爍：“卑職腆以皇命自詡，世食唐祿，在朝不能匡大國計，使皇恩不能極盡包容、不偏不倚。外事不能洞見州縣之困，著奏于上。唯是妒于殿下功高權重，以毀謗國器、夸張離奇為功。但有一二正念于懷，自當下問長安百姓何以欣樂若斯，但只是偏執邪計、吝于垂問，以我狹念妄作討伐。”
“凡此諸罪，入死應當。殿下宗家至親，分陜重臣，行臺節鉞所設，所殺正是卑職這種偏執貪妄、不以匡正為功、唯以攀誣為能的孽臣！大罪愚心自知，惟乞白紙一幅，留狀于此，甘心入刑！”
將心中這份真實感受講出來，哪怕對裴守真這種自覺垂死之人來說，都是一件極為難堪的事情。他敢于為此事跡，心中自有一份忠烈、道義的信念鼓舞著自己，要讓他自我瓦解這一份信念，看清楚心中那一點偏執，并將之剖析出來，無異于是對自我一次徹底的否定。
所以講完這一番話后，裴守真已經是淚流滿面，自有一份悔恨痛悟。
他這一番行為，就是用所謂皇命所使的大義去包藏自己的私心。如今朝廷中彌漫著一股氛圍，對陜西道大行臺警惕、對雍王警惕，認為行臺霸府本就是不合章制的存在，是一個割據關西的毒瘤。認為雍王驕狂難制，身受如此浩蕩皇恩，竟還不能對皇命言聽計從，不臣之心已是昭然。
這樣一種思路所營造出的氛圍，自然讓一些心存忠烈、恪守道義的臣員從內心里對雍王、對行臺有一種反感與敵視，此前的裴守真，正屬此列。
在這樣的信念鼓舞下，裴守真天然認為雍王截留陜西貢賦，就是為了蓄糧養兵，營造私己的勢力，以期有一日悍然東歸，以武力問鼎大位。
所以裴守真敢于犯顏強諫，認為自己即便因此身死，不失名臣氣節。
然而這樣的思路，首先是否定了雍王對大唐社稷實實在在的功勛，其次是夸大了朝廷的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