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凡敘階之法，有以封爵，有以親戚，有以勛庸，有以資蔭，有以秀孝，有以勞考。這其中封爵、親戚、資蔭，統統都意味著政治資源的世襲化，只要生在權貴人家，母胎里就帶著官品。
秀孝是指人的才情德性、姑且不談，勛庸和勞考則是事功，只有做了官才能談得上事功，才有了敘階的資格。
李潼倒不排斥政治資源的父死子繼，畢竟他自己出身既尊貴、爸爸又多。而且對于如何破除世族政治、貴族政治，歷史也早給出了答案，那就是發展科舉，讓朝廷選士的途徑更加下沉普及。
但是在軍事上，歷史給出的答案則就相對比較晦深或者說沉重。雖然原本的歷史上，受困于軍事人才的斷層，武周后期開設了武舉，但武舉給社會所帶來的沖擊與回哺則就遠遜于科舉。
這當然也很正常，軍事本身就是一個實操性強的領域，也是統治集團最為關心與防備的話題，檢驗與試錯的成本都極為高昂，遠不同于科舉、政治。
如今的大唐，在軍事方面又是一個破而后立的漸變過程，以均田制為基礎的府兵制業已崩潰，而大規模的募兵體系仍然沒有完全建立起來。
開元、天寶由盛轉衰的經歷也說明了即便這一套體系建立起來，所帶來的結果未必能盡如人意。后世多有詬病的盛唐時期節度使權力畸大以及重用胡人將士等問題，除了唐玄宗晚年扒灰降智，其背后也都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
李潼也算久掌軍機并且經常身臨前線，拋開更加宏大的軍制問題不談，人事方面他感受比較深刻的一點就是軍隊方面上升途徑實在是太少了，普通的小卒、哪怕是一線的精銳戰卒，如果沒有特殊的際遇，幾乎不可能獲得升遷，從卒提升為將。
軍隊中的將領們，絕大多數都不是出身尋常人家，這一點在行臺西軍中也不例外。將領主要獲取途徑，在于兩衙諸衛的宿衛體系，特別是南衙親勛翊三衛，這三衛中主要成員就是官宦子弟，天然的就已經把平民子弟排除在外。
所以李潼也一直在考慮，放低一下軍功的酬給標準，特別是低品武官的給授，讓普通士卒通過自身的努力相對更加容易的完成從兵到將的過渡，以此激發底層士卒們的尚武勇義，同時給朝廷開拓一下軍事人才的遴選規模。
至于這當中所產生的行政開支，首先低品散官沒有職事在身、是不給俸祿的，其次即便他們享有一些經濟特權，干掉一個國公所節省的祿料開支，彌補百十個低階武官的損失是綽綽有余的。
這樣的普給濫授會不會造成武散官含金量直線下降？這是一定的，但那畢竟是以后需要面對的問題。李潼這種獎犒力度還是小的，他們李家剛造反那會兒，高祖李淵打進關中普授五品官，被人勸諫封賞給的太泛濫了，但李淵回答咱是造反、不是吃席，如果不成功、他媽的命都沒了，現在計較這個就是多余。
眼下李潼所面對的局面雖然不是起家造反那么艱難，但也是社稷存亡、多事之秋，如果搞不定，祖宗都得讓人給揚了，更沒有必要拿幾年、十幾年之后將要面對的問題來制約當下的言行選擇。
而且這一次群眾們在則天門前助陣撲殺叛軍，功勞的確也不小。雖然我家大門常打開，但那是北門自家人瞎鬧騰，這一次差點被正面直剛，想想也讓人覺得后怕。所以超格論功行賞，也是情理之中。
借著賞格公布、群情振奮之際，李潼又下令進行營伍整編。這方面也沒有什么花巧，在場神都群眾三四千人，三百人編成一營，以五十名在守則天門的行臺老卒為核心，將已經陣列整齊的神都群眾逢十抽一，很快就編成了十五個營隊。
有了基本的軍事編隊后，接下來再使派任務就簡單多了。諸營分成三班，兩班出巡全城，一班留守皇城，肅清城中街道，若是遇到大規模的亂卒流竄亦無需出擊，盡快回奏皇城，由皇城出兵捉討，捉討使由行臺部將趙長興擔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