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州城里，豫王李成器盛怒之下將行軍長史裴思諒革職收監，使得州城內的氛圍也更加的凝重緊張。
此次天兵道行軍，既是豫王出掌權力，也是朝廷在神都革命后第一次的大規模用兵，因此員佐配給也是囊括才流，僅僅隨軍的文官便有百數員之多。這樣一個幕僚班底堪稱豪華，甚至雍王西行返回關中的時候都遠有不及。
員佐隊伍規模龐大，雖然有充裕的才力為用，但前提是在一切官員才士管控有序的情況下。若掌軍的大將本身便無御下之能，而眾員佐們又多有摩擦與立場上的分歧，反而會造成職權的模糊、決策的混亂，軍令不夠明確，本身的力量也會產生極大的內耗。
天兵道大軍北上伊始，這種分歧與內耗還沒有凸顯出來。
畢竟當時大軍還有一個確鑿的作戰目標，那就是將突厥趕出河東，并且還有一個穩定的朝廷作為后盾，甚至文武將官們還不無暢想，豫王此次統軍建功、歸國之后想必便會正式的入主東宮。而他們這些隨員們，自然也就會順理成章的成為東宮儲君的屬臣。
然而接下來的事態發展，卻大大超出了他們的設想。矛盾第一次顯露出來，就是在面對突厥請降的問題上。
有人認為自高宗永淳舊年阿史那骨篤祿叛唐并建立汗國以來，突厥叛亂就成為北方最大的邊患問題，之后長達十幾年的時間里，北方的邊患壓力越來越嚴峻，如果能夠接納默啜的請降，可謂意義重大，會給內外大勢都帶來極大的改變，同時還能掩蓋天兵道大軍作戰不利的問題，奇功可夸。
另一部分人則就認為突厥屢叛屢降，默啜又奸猾狡詐，特別是在剛剛寇掠河東之后便請降議和，只是為了爭取時間、消化這一場戰果，重新確立其在漠南的統治地位，狼子野心，絕不可信。
朝廷一旦貿然與之議和，非但會錯失掉最佳的征討時機，默啜也會借此招搖蠱惑、繼續壯大自己的力量，如果其人再次反叛，那么朝廷的威信將會蕩然無存，對周邊諸胡的震懾也會進一步被削弱。
不過這一次的矛盾并沒有引發什么爭執，因為豫王直接決定接見突厥所派遣的使者，希望能夠通過將突厥重新納入大唐的羈縻秩序中來建立自己的事功與威望，對軍中的反對聲直接就視而不見了。
行軍大總管在軍中本就有極大的權威，再加上豫王身份特殊，其人既然做出這樣的決定，就連隨軍御史們也不敢強烈反對，對此也只能默認下來。
豫王這一次一意孤行，雖然讓矛盾存而不露，但起碼軍中還是有一批支持者的。畢竟這件事如果操作好了，也的確是大功一件，行臺與雍王那么強悍也沒能逼得默啜請降，但豫王與天兵道大軍卻做到了，孰優孰劣，大大值得討論一番。
可是接下來朝廷密令豫王班師回朝，甚至就連為使北上的狄仁杰都橫死于途，很快就讓局面變得微妙且被動起來。
一方面朝廷的指令顯示出眼下的朝廷局勢變得極為危險，非但不能作為大軍后盾，反而需要大軍歸國定勢。另一方面，朝野之間對與突厥議和的反對聲之強烈也超出了他們原本的想象，狄仁杰寧死都不愿擔當此事，長安的雍王更旗幟鮮明的反對，甚至擺出了兵諫朝廷的架勢。
形勢發展到這一步，天兵道眾文武將官們內心里也是驚懼有加，就連已經南行抵達汾州的豫王都被群眾生生勸回。
與突厥議和，畢竟是豫王做出的決定，如果豫王走了，那么無論留守誰人，該不該繼續進行此事都是一個莫大的難題，搞不好就是一個身死族滅、聲名狼藉的下場。
也就是到了這一刻，整個天兵道大軍的氛圍就發生了轉變，私心壓過了國事，不再有一個統一的目標與強大的領導。
雖然私心未必就是私欲，但哪怕僅僅只是出于個人的道德操守而提出自己的觀點意見，但卻未必能夠獲得群眾認可，那最終也只會淪為爭執吵鬧，使得人心、情勢越發復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