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兵制徹底崩潰，原本應該由南衙統合的軍事力量被諸方鎮節度使截留于地方，同時北衙因為親從性質，雖然在宿衛體系中逐漸占據了上風，但又被宦官群體所把持。
所以到了安史之亂后的中晚唐時期，地方上藩鎮林立，中央則就是政變成風、權宦頻出，皇帝在這當中幾乎淪為權力斗爭的玩物。
這樣一個結果，其實在制度上的演變本就有跡可循。政事堂軍政統管，權力本就極強。初唐幾位皇帝還僅僅只是針對具體的軍事編制進行制衡，但是到了開元時期，政事堂職權被更加細分，列五房于政事堂后，其中就有樞機房。
樞機房就是負責掌管皇帝對宰相直接下達的制敕命令，這也是對宰相權力的一種分割與監察。但是到了唐代宗時期，為了能夠更加強力的掌控外朝人事，皇帝開始任命樞密使專門負責樞機房的事務，這就是從制度上給太監開辟了一個干政的途徑。
從此以后，太監內掌北門，外掌樞機，朝廷軍政權力盡在掌握。這等于是幾代帝王努力不懈的與宰相斗爭，最后全都便宜了宦官。雖然太監名為家奴，但掌握了這么大的權力，能安分得了那才見了鬼！
到了五代與北宋時期，樞密院作為一個專門的軍事組織結構，地位與職能才開始逐步確立。樞密院也從中晚唐時期的宦官弄權場所，正式成為了朝廷管理內外軍務的常設機構，算是在制度上實現了軍政分割。
如今李潼以殿前六營總掌宿衛，以京營節制南衙諸衛事宜，算是給初唐以來的南北衙軍事紛爭初步畫上了一個句號。但這是建立在他個人強大的權力與威望，以及適逢一個破而后立的非常時期。
畢竟無論是殿前六營還是京營，他們的成分無一例外都以原行臺西軍為主體。李潼個人的威望在西軍中是無與倫比的，無論他做出怎樣的調整，外朝也很難做出有效的干涉。
但是想要讓這個臨時性的安排轉化為一種能夠長期運行的秩序，仍然需要制度建設上的配合。比如內外諸營如何招募、輪換，諸營將官如何選拔、升降與監察，如果再由政事堂負責，那也只是一番瞎折騰。
所以樞密院的建立也就勢在必行，唯有建立起這樣一個承上啟下的機構，才能鞏固住已經從外朝政事堂中分割出的權柄。
其實有關這一點，李潼也已經埋下了一個暗線。政事堂本有編撰《時政記》的傳統，以備詳政令得失與修史參考。原本這一編撰工作是由政事堂本司負責，不過早在洛陽時，李潼便以中書舍人兼集英館直學士編修《時政記》，將這一職能分割出來。
同時，西京本有鷹苑、豹坊用以培訓武官，未來隨著時局穩定，可以將兩署并為一處監管，建立起一個系統性的武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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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項職能合并起來，已經具備了一個樞密使的雛形。之后再將西京軍器監、內外閑廄及牧監等諸事收入其中，就有了創辦樞密院、從而實現軍政分離的需求與基礎。
唐代節度使的壯大，既有具體人事上的任使昏庸，中央在制度上的缺陷也不容忽視。
皇帝為了繞開政事堂的制衡，直接派遣使員就州縣行使各種權力，各種各樣的使職關乎軍政錢糧，雖然在某一階段的確保證了皇帝個人權威的樹立與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