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另一部分族人，則就受到高句麗的驅使奴役，并安排在與大唐作戰最前線的遼東地區。這一部分人際遇就要悲慘許多，隨著高句麗的覆亡，作為戰敗者的仆從軍而加入大唐，首領被扣押在營州，部屬則安置在遼東地區，受大唐控制與更加東北的黑水靺鞨作戰。
這一次從營州東逃的靺鞨首領乞乞仲象等，便屬于后者。他們當然享受不到太多大唐的恩惠，所領略到更多還是大唐的殘暴，心中當然存怨不淺，想要重新招撫回來并不容易。
而且遼東方面還存在著多達十幾萬戶的高句麗遺民，這些人與靺鞨人也有著充分的融合，很有幾分難兄難弟的味道。這也是原本歷史上，渤海國得以建立的客觀基礎。
在當下這個時空中，李潼當然不允許海東再出現渤海國這樣一個存在，但也明白若只是一味征剿、恐怕會適得其反。
所以他也充分利用大唐此前幾次東征所遺留的人事基礎，一方面大力提拔東北系的將領，黑齒常之麾下就有數名原高句麗高氏、泉氏等人選，用以分化高句麗遺民。另一方面就是積極聯絡黑水靺鞨，通過這些東胡本土力量遏止住粟末靺鞨的東逃之路。
以夷制夷向來都是強大帝國維持邊疆秩序的不二法門，畢竟想要維持這么大的疆土規模，全憑正面戰場的投入，哪怕再強大的政權也禁不住這種消耗。雖然過程中難免會有養虎為患的弊端，但總體上而言還是利大于弊。
李潼這些年與周邊諸胡也算是打過不少的交道，感觸最深其實還是在面對邊疆胡患的問題上，把一個部族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這種觀點還是稍顯粗暴簡陋。除了政權與政權之間的矛盾，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矛盾，其實還存在另一個維度，那就是階級之間的矛盾。
大唐立國以來，對周邊諸胡的政策雖有強硬、但也不失懷柔，整體上而言還是一種開放與包容。高宗一朝疆域盛極，四面出擊，雖然這些蕃胡們也難免征役之苦，但所獲得的封獎賞賜等各種戰爭紅利也是不少。
但這一部分戰爭紅利，絕大多數都被那些蕃胡酋首們所截留，普通的部族民眾得惠甚少，這就在底層中形成了強烈的不滿。而那些蕃胡酋首們，一方面從大唐獲取各種戰爭紅利，一方面則就煽動與利用這種底層怨氣，不斷作亂以謀取更大的好處。
有關這一點，那些西河行社胡奸雇傭軍們表現可謂淋漓盡致。大唐軍隊中存在著大量的城傍與仆從軍，但整體戰斗力不高，頂多跟在主力唐軍后面打打順風仗、清理一下戰場，或者承擔各種軍事勞役。
但西河行社不同于那些胡酋們各自統率的仆從軍，他們是由朝廷直接遣使、并由唐人將領直接指揮戰斗，戰爭的獎賞也直接下放到士卒個人。所以在戰場上的表現也都極為生猛，無論是在攻堅還是在野戰中，都有著不俗的表現。
其實無論唐人還是蕃胡，真正底層生活都極為清苦。但相對而言，大唐占據著此世面積最為廣闊、適宜耕作的土地，而且還有律令法規去維持籍民的生存空間。而那些底層蕃胡部屬們，則就完全活得沒個人樣，可以說是各自酋首的私人財產。
達則兼濟天下，李潼覺得很有必要將福報傳達六夷，解放那些被諸胡酋首們所奴役的蕃胡人民。畢竟大唐皇帝還有一個天可汗的頭銜，無論華夷皆我子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