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接下來對東北局勢的平復策略，他便打算以羈縻兼以編戶，通過鄉里三長等逐步取代豪酋都督。當然，諸蕃情況不同，完全的生搬硬套未必能夠達成預想中的效果，但只要能夠削弱蕃胡部族那種人身依附與隸屬關系的部落制度，就值得嘗試。
畢竟種姓制度里都能搞民主普選，還有什么是不行的。先從一些勢力弱小的蕃胡部族里練練手，玩壞了就玩壞了，只要稍有成果，那就可以繼續推廣。
當然，諸胡那樣的社會組織結構也自有其深刻原因所在。生產力低下，沒有農耕這樣穩定的生產方式，個體對抗風險的能力太小，不得不抱團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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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潼之前，不是沒有個人或者政權嘗試此事，但多數無疾而終，沒有得到充分的貫徹。沒有穩定的生產環境與生產方式，即便強行編戶，這些籍戶也很難長久的存在，各自破產、淪為赤貧后又聚集起來爆發更大的動亂。畢竟就連中原王朝，都難免土地兼并的周期性矛盾爆發。
不過李潼在考慮這些問題的時候，目的本也不夠純粹。
他所著眼更多，還是在最短時間內挽回從高宗后期直至武周一朝逐漸有所衰落的軍事霸權，只有在軍事上重新回到高光時刻，確立一個不容挑釁的權威，接下來才是需要考慮制度與生產力是否配合的問題。
對于諸胡編戶，他心里也有著一個清晰的尺度判定，那就是需要滿足軍事雇傭、貿易互補以及原料供給等幾方面的要求。諸胡若不能滿足這幾類要求，留著價值也不大。
比如隨著三受降城建立起來，河朔方面形勢趨于穩定，河曲六州的東突厥降戶們可以征募為兵、放牧提供馬匹、皮毛、肉食等各種物資，以及參與鹽業生產乃至于礦業開采，這就有編戶的價值。
至于仍然活躍在漠北地區的那些突厥人眾，就是需要狩獵追擊的目標。
這些蕃胡的存在，不只不能給大唐帶來利益，同樣也會威脅到河曲六州他們那些同族的人身與財產安全。飯碗在哪里，屁股就在哪里，哪有那么多的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