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選是一個國家能夠長期穩定存在的基礎制度、國之大典，并不只是因為通過典選制度能夠源源不斷的選拔吸納人才投入到國家的管理中來，典選制度本身就是籠絡統合社會各個階層人才的不二法門。
像是直接促使大唐走向最終衰敗滅亡的黃巢，就是典選所沒能統合到的人物。盡管大唐滅亡的根本原因還是封建社會資源高度集中、階級完全固化的死循環，但誰跳起來踹上最后一腳，也能給后繼的統治者們帶來足夠的警醒，從而在制度中進行修補。
開設武舉是李潼一直都有的一個想法，雖然武舉相對于科舉來說，所帶來的制度回報要低上許多，但對于國家源源不斷的吸納軍事人才還是有著相當積極的促進作用。
任何一個政權當中，軍隊都是一個最為敏感的話題，也獲得了歷代統治者們最大的關注。但相對于其他的普通社會群體，軍隊自成一套體系，有著更強的封閉性，所以軍隊中的階級固化進程，又要遠比社會其他群體更迅速得多。
自西魏北周以來的府兵制，最終大成于初唐時期。但府兵的全盛時期，維持的時間實在不長，到了高宗時期基本上就已經崩潰了。
這也是無可避免的事情，軍人本就是一種高危職業，而府兵的生活環境又是一個上下等級極為明確的狀態。人如果長期處于一種不穩定的生活狀態中，為了彌補安全感的缺失，那就會熱衷于對物質資源的搜索囤積。
所以在原本的府兵體系中，中上層將領們對底層軍戶的盤剝是非常嚴重的。許多府兵名為朝廷帶甲之士，實則與勛貴家奴無異，在基本的經濟利益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自然就產生了大量的逃亡。
李潼看過一篇貞觀時期的奏章，講的就是當時已經出現且已經越演越烈的府兵逃戶問題。但讓他感到詫異的是，這一篇奏章的主旨并不是提議如何制止這種情況，而是建議朝廷對此大可不必過分關注，任由軍戶逃亡。
貞觀時期，正是府兵制的全盛時期，也是大唐國力永攀新高的一個關鍵時期。在那樣的年代下，面對國家根本力量的流失，非但不提議整頓阻止，反而建議放任不管，李潼下意識便覺得這是妖言惑眾，唯恐天下不亂。
但是這一篇奏章的作者也不是什么普通人，而是貞觀時期著名的寒門名臣馬周。出于對馬周這個人物的重視，李潼才耐著性子將這篇奏章看下去。
馬周提出這樣的觀點，自然是有其論據。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闡述府兵為什么會逃亡？那是因為他們已經感受到了危機，所以要往自以為安全的地方去躲避。
軍戶逃亡本身便是一樁重罪，究竟是什么樣的危機讓這些軍戶們感覺哪怕犯罪都要比留在軍府中還要更加安全？
這才是朝廷需要深刻考慮并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如果不解決這一問題，而是單純的用嚴刑峻法勒令軍戶繼續呆在讓他們倍感憂恐的環境中，恐怕會發生更大規模、更加嚴重的動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