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這數年時間里，朝廷諸司組織結構較之往年還是發生了不小的變化。
如今大唐三省六部的中央組織結構雖然也是總結以前歷代政治得失，在此基礎上的一個集大成形態，分曹治事、各有專工且彼此不失制衡，后世歷朝也都沿襲這樣的結構，在此框架之下有所增減。甚至許多番邦政權也都以此為標準，多有效法。
但制度完美與否，并不能脫離具體的時代背景。如果罔顧現實的情況，那看起來再怎么合理的制度設計與安排，也都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
如今朝廷在政治體制上的改革，雖然三省六部、九寺五監的基本格局沒有改變，但是在實際的決策與行政層面，則就變化很大。
首先是集英館這一皇帝的親信幕僚們崛起，這在一定程度上便將中書、門下的權力進行了分割。以往兩省之顯重，那是從上到下全都有所體現，中書令、門下侍中位高權重自不待言，而作為兩省中層的中書舍人與門下給事中，在朝廷制敕的形成過程中也發揮著極大的作用。
畢竟每一項關乎國務大計的決策，也都不是皇帝與宰相們一拍腦門便決定實施。從最初的發現問題、立項討論到最終的形成決策，幾乎都是這些兩省中層在負責。
也因此，中書舍人與門下給事中雖然只是官在五品，但卻自有儲相之稱，其在朝情局勢中的重要性，甚至超過了絕大多數的四品通貴。
集英館學士群體的出現，讓皇帝有了一批固定的智囊們可以進行國務探討，無論是在章軌制度的擬定還是執行過程中，都讓皇帝的意志有了更大的自主性體現，對皇帝權威的提升有著非比尋常的意義。
除了集英館之外，便是樞密院的創立與軍政分離。這一項改變意義就更大得多，讓國家在軍事方面有了一個更加獨立、系統的管理與決策機構。
姑且不論對當下政治格局所帶來的沈恪改變，樞密院的創立可以說就算朝廷政治也陷入類似武周朝前后那樣的混亂狀態中，也能讓政治斗爭對軍事行動的影響降到最低。
當然，這實際上也只是理論上的一種可能。畢竟無論制度如何安排，待在位置上的總是人，想要完全的井水不犯河水、互不干涉，也幾乎不可能。
只不過眼下，朝廷國力逐漸恢復，需要軍政并舉。軍事制度上的探索如果過于滯后，也會給實際的軍事行動造成嚴重制約。
除了這些軍政格局上的巨大改變之外，在實際的事務層面，所進行的改變那就更多了。像太府寺下面加設的宅廄署只是其中一個方面，而且還不是最重要的一個改變。
九寺是朝廷執行具體事務管理的一線部門，所以其曹司的增減也就需要有更加的應時性，而這當中的改變，也最能體現眼下朝廷政治在國務處理方面的真實情況。
像社監署的成立，取代百工監管理內外百工。這看起來似乎只是相關衙署改了一個名字，但在實際的職權與管理方式上則就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以前的百工監，是設在將作監之下，主要負責統籌管理諸色役工匠、儲存并提供竹木用材。而職能類似的平級機構，在諸司中仍然極多。少府、太府以及光祿等各自屬下，都有一些管理匠戶、官奴等職能與機構。
相關的機構林立雜設，已經讓人事分散且難以統合，而且其中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那就是這些衙署雖多，但對真正的民間生產力卻乏于統合與管理。
有鑒于這種情況，朝廷便將相關衙司大作裁撤，以司農司總領官奴婢給役事宜，少府織染署總掌織造內外織造事宜，京苑總監管理兩京并北都諸皇苑園業維持與生產，工部計量天下工匠入役事宜。
這四者無涉的事務，則就盡數匯總于社監署。同時社監署也增添了一個新的職能，那就是管理民間各色工匠，制定行業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