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事權要進行這樣一番整理，除了朝廷本身要裁撤冗員冗司、降低行政開支、提高行政效率之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民間手工業的發展迅速。
以往朝廷所奉行的是租庸調、以實物為主體的稅收方式，這種方式首先是建立在均田制為基礎的社會情形之中。而朝廷在稅收過程中所收集上來的各種物料，又需要足夠的工役將之加工處理成可以使用的產品。
這種財政模式自有其優越性，從材料到生產一手把持，政府面對各種災害的抗壓性更高。只要保證足夠的行政能力，幾乎不需要進行什么對外的索求與增補。
但這種模式的弊病也大，且不說均田制這一土地分配的社會基礎能否得到保證，隨著大唐國體越來越大，如果不進行適當的分工而諸事統管，這又會給政府行政能力帶來多大的壓力？
所以隨著疆域的擴大、政治體量的激增，以及民間手工業生產力的發展，如果再不做出改變，那么朝廷行政機構就會變得越來越臃腫龐大，成本越來越高，效率卻越來越低。
所以朝廷創立的社監署，即便是要監管民間手工業，但也不會具體細致到每一個生產單位，而是這些行業組織。
如今的關中，地力越顯貧瘠，寬鄉與窄鄉的分布嚴重失衡。盡管朝廷一直在大力推行編戶與均田，但是這些手段能夠做到的僅僅只是社會秩序的安定，并不會給關中的農業生產帶來質的提升。
農業生產的總量在較長時期內，仍是一種逐步下滑的狀態，不管這些土地的擁有者是勛貴豪強、還是平民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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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幾百上千年的開墾發展，關中的耕墾環境已經不容樂觀，在沒有化肥這一現代農業利器產生的情況下，即便是農業技術有所改進，但也只是將這過程略作延緩，很難再有大幅度的提升。
盡管情況是這么一個情況，可是關中平原對于唐家社稷而言是有著非凡的政治意義，當然不可能完全放棄。特別是在接下來的西線戰略中，關中仍然會長期的作為政治與軍事中心。
一個以農業為根本的強大政權，其政治中心卻不能選擇設立在農耕環境最為優越的地區，這也是中唐以后大唐朝廷所面對的一個困境。
對于外部物資的嚴重依賴，也讓運河沿岸的淮西等諸藩鎮壯大起來，安史之亂所產生出來的藩鎮問題，真要對比的話，其發源地的河北三鎮給中央帶來的威脅甚至還比不上河南諸鎮。單單淮西一地，便先后出現李希烈、吳元濟等悍藩。當然，這幾個貨原本也都是河北佬兒。
想要維持住關中地區的地域優勢，就要加強對外的交流與溝通，同時也讓關中能有更多的生產方式選擇。所以除了編戶均田之外，對于民間手工業的推動，也是朝廷近年來一直在力推的一項政策。
這并不是罔顧農耕為基礎的立國之本，而是結合現實情況、因地制宜，順應時勢而做出新的改變。關中想要維持住其政治、軍事與經濟中心的地位，就要對普羅大眾有更大的吸引力。
雖然朝廷也可以通過改革漕運、倉儲等來改善增強關中對資源的聚合力度，但這與推動民間的商事發展并不相悖，二者大可以平行并進、相得益彰。
過去幾年，大唐國力之所以恢復得這么快，與商貿的繁榮也是有著極大的關系。雖然說各項內外政令的改革讓大唐的生產力快速恢復，但是像最近的河東、河北與河南等地，此前秩序也都深受破壞，短時間內并不能快速恢復對關中的輸血能力。
江南對關中的漕米輸送倒是逐年激增，像開元元年江南糧食運到關中總量還只有六十多萬斛，但到了開元三年，已經達到了兩百三十余萬斛之多。短短三年之內，規模激增數倍，這也極大的改善了關中對糧食的需求程度。
但若僅只于此，關中的糧食需求缺口仍然不小，哪怕不會滿地餓殍，但也不足以讓府庫充盈、谷米滿倉，可以盛論軍事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