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院的確是盤查出大量的問題，但事情的嚴重程度也并沒有群臣所想象的那么大。三百多名監守長官，絕大多數都是遭到了所轄事務的波及，本身具有主觀犯罪事跡的并不多。
開元政治維持已有數年，雖然不能保證吏治清廉如水，但也絕不是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官員們的整體操守還是有所保障的。
諸如李潼任命不久的市監令馮延嗣等干員，也受所事累及，眼下正在大理寺配合追贓察惡。嚴格說起來，所司行事不靖，監臨官也算有罪，但主要還是體現在考評等方面，還夠不上刑事追懲的標準。
之所以波及人員與范圍這么廣泛，主要還是因為財務相關的事項激增，朝廷一時間也不能盡數協調人員與流程的配合，于是便出現了大量的錯漏等瀆職現象。
當然，貪贓枉法的現象也是切實存在的。今次勾檢所涉錢項達數億緡之巨，在與凡所入庫的錢款對比之后，出現了高達千數萬緡的賬目與庫藏的差距。
這當中雖有未及入庫錢事現象存在，但即便刨除了這一部分，仍有多達五百多萬緡的錢款是對不上的。毫無疑問，這一部分錢財就是在諸司行政過程中遭到了截留與貪墨。
五百萬緡的虧空與數億緡的錢款總量相比起來，比例的確是不算大。
可是，拋開總量不談，誰也不能說五百萬緡是一筆小數。若以時價折算糧帛，這一筆巨款甚至都遠遠超過了內外凡所在品官員的一年祿米總量！
這一筆款項所涉及的貪墨現象，是一定要嚴查到底、絕不姑息的！
雖然說眼下朝廷財政收入激增，可若仍然任由那些貪污枉法的官員們藏匿在官員體系中，他們的賊膽將會成倍放大，甚至極有可能會從個體的貪污行為擴大到團伙作案，所貪污的錢款也必然會呈指數性暴增。
今年還只是五百萬緡的貪污數額，明年就有可能上千萬！若繼續放任，不需十年，這一場世博會舉辦下來、算算賬可能還是凈虧！
相關的案事刑斷，昨日圣人已經同宰相們商討許久，并擬定出一個刑部、御史臺、大理寺三司聯合執法的《開元五年追贓格》，由門下省領銜督辦，哪怕用上接下來一整年的時間，也要將這憑空消失的五百萬緡贓款盡數追討回來，涉案必懲！
至于涉案人員的追懲，仍循《唐律疏議》中職制、雜律并監主受財枉法等律令的規定標準。
原本按照李潼的想法，是覺得《唐律疏議》中規令太過嚴格，譬如《職制》中受財枉法得絹十五匹便當絞，坐贓致罪，十匹便徒刑一年。
《唐律疏議》是永徽年間的舊法，按照當下的時價，一匹絹不過三到五百錢之間，這就是涉案金額不足十緡便要或死或徒。
這樣的懲罰力度，無疑是極為嚴格的。李潼倒不是覺得對貪官的懲罰太狠，而是覺得按照這樣嚴格的標準，依照開元當世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太過嚴格的律令執行起來效果可能會大打折扣。
律令的意義不在于懲罰，而在于震懾。這么低的標準，實際察發起來實際是非常困難的，律令中已經是當死的罪行，但在現實的情境中卻會頻繁發生。
刑司即便再怎么公正嚴明，也不可能盯緊所有官員這種日常生活中的小額進項。當罪但卻無刑，長此以往，人的警惕自守便會越來越松弛。
真正到了察發大贓的時候，十緡當死又或百緡當死，實際的區別已經不大。雖然都是一個死，但在小惡作大的過程中，律令已經喪失了本該具有的威懾性。
立法需要嚴格，執法卻要謹慎。想要保證律令的威懾性，就要做到不枉不縱。
李潼作為一個現代人，是從立法與執法之間的執行矛盾思考這個問題，覺得執法標準要切合經濟發展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