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立法的懲罰標準遠遠低于現實的經濟價值標準，法律就會處于長期的無從執行的狀態，從而造成司法的惰性，也會造成冤假錯漏的現象發生。
可是當他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的時候，宰相姚元崇卻以古代人的思路提出了另一個解釋：“前人之所立法督官，所重不在乎輕重，而在乎有無。受絹十五匹當絞，所懲非此絹數，而是因其所受非分！冠纓之士，恒有國祿飼養，若衣食不循法度納之，則君恩何所顯現？國以祿米饗賜，豈可與庶人共貨沽力用之！”
姚元崇這一番話算是道破了中古立法的一個本質，那就是雖然看起來律令嚴格、尺度有定，但本質上仍然是德治。
律令之所頒設，所規定的并不是你罪行的輕重，而是你究竟有沒有犯罪！只要你犯了這一項罪，那就可以據此否定你這個人！
聽到姚元崇這么說，李潼才終于理解了在他看來《唐律》中有些不合理的地方。
唐律在治民罪當中不失寬宏，政治清明的時候，甚至大理寺一年判決民罪死刑都寥寥可數。
但是在治官罪中，唐律則嚴格有加，不乏一些吹毛求疵、嚴酷至極的條令。如此截然相反的兩種態度，簡直不像是一部封建法典。
《唐律》本質上仍然是一部封建法典，其立法主旨仍然是以德治國，而非依法治國。但面對不同群體的差異性所體現出來的進步的人文精神，仍然是不容抹殺的。
明白了這些，再看《唐律疏議》中那些規令的差異，心中自有了然。小民與官吏身份地位本不相等，那其道德要求自然也不相同。
小民日常所關，不過家室四鄰，或有行差踏錯，律令亦不輕奪性命，給其悔過償錯的機會。可若官員德行有暇，上負于君，下負于民，必須要從嚴懲處。
所以律令設置的根本，首先是要確立一個道德的是非觀，然后才是執行力。
按照這樣一個標準，圣人所秉持放寬量刑的提議，看似提高了律令的執行力，但實際上是突破了社會道德的底線：律令不再是是非的界定，而是你雖然錯了，但卻有可磋商的空間。不僅僅是執法尺度的更改，更是對善惡道德的一種退步要求。
聽完姚元崇的解讀后，李潼也意識到自己的想法有誤。起碼當下這個時代，國家之所立法，首先還是要秉承道德的堅持、界定善惡與是非，而非盲目追求徹底的有法必行的法制。
《唐律》關乎道德操守的底線，雖然許多規令施行的力度未必多高，但除了律令之外，朝廷還會有格、式等時效性與執行性頗高的規令補充。
比如李潼跟宰相們擬定出來的《追贓格》，就是專行于開元五年，針對這一系列貪贓案事的規令。
《唐律》中有六贓的條令，這當中罪行最高、量刑最終的便是受財枉法。按例來說，官員們貪贓夠不上這樣的罪名，僅僅只是受所監臨與坐贓。
這兩項罪狀算是輕的，僅僅止于徒、流之刑，像坐贓致罪僅止于徒三年，哪怕貪贓數額再高，定刑也不再增加。
但李潼卻并不打算這么輕易放過這一批贓官，所以在《追贓格》中擬定了幾條標準，以斷贓官是否有傷國用而加枉法刑。一旦罪定受財枉法，那就是十五匹即絞。
拋開財司在勾檢中所暴露出來的問題，接下來朝會便到達了群臣最期待的歲賜份額的公布。
今年上半年因為圣人出征青海的緣故，幾乎掏空府庫，內外財政都是捉襟見肘。可是到了下半年，由于對外擴張所帶來的商貿井噴，朝廷也因此大收利好、府庫充盈。
有懲則必有獎，圣人都算計著要在外苑搞一個高端生活社群了，當然也要對內外盡責盡勞的群臣們大加酬賞，所以今年歲賜的賞格也是擬定的前所未有的高，足以令群臣笑逐顏開，舒舒服服的過上一個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