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看來，這種人口流入的現象還算是比較正面的。
畢竟如今并非大亂方已的疲敝世道，按照開元初年進行的編戶統計，如今的大唐民戶達七百三十余萬戶，胡人流入雖多，但遠不足以撼動唐人為主體的人口結構。
而且眼下大唐國力強盛，即便諸胡雜入，仍不足以形成危害國家安全的勢力，這些涌入的胡人又能補充因商貿發展而帶來的勞力短缺。
但即便眼下不成禍患，大唐社稷若想長治久安，相關問題也必須要重視起來。
畢竟歷史上的胡患所帶來的危害與教訓也實在太慘痛，不說五胡亂華所造成長達幾百年生靈涂炭的大分裂，單單安史之亂將盛世腰斬，已經令后世無數人扼腕悲痛。
針對諸胡的管理，并不只是當下的問題，只不過隨著局勢進入開元新朝，這問題變得更加復雜。
大唐初年，通過一系列的對外征戰與開拓，是建立起一整套的羈縻體系，諸胡皆臣服于大唐天威之下，歲貢不斷。
但當年的大唐開邊政策，仍是以攻代守，是為了確保國土疆域的完整與安全所進行的一系列戰爭，一個最大的前提就是國土的安全。
在確保這一戰略目標的情況下，大唐對于邊疆諸胡的態度便不失包容，并不強求盡并其地、盡役其民，只要不公然觸犯大唐的利益、威脅大唐的安全，便仍以羈縻為主，給予那些邊胡足夠的生存空間與自主能力。
而且當年剛剛經歷隋末亂世不久，天下諸州仍然不失荒涼。像高宗年間攻滅高句麗后，陸續將幾十萬高句麗遺民向內遷置。
可是如今，大唐對外的軍事行動除了確保自身邊境安全、鞏固已有領土之外，還有著更進一步的要求，那就是對新的土地與人口的獲取。
如此一來，原本諸胡自主性極強的羈縻統治便不再合用了，大唐只有更加系統、徹底的消化這些邊地與人口，才能以此作為動力繼續向前推動開拓的步伐。
宋璟所提出移風俗、同教化之類的措施，過去數年大唐也一直在執行。像河曲六州突厥降民的編戶，收復青海后干脆在海東設立州縣直接統治等等。
但類似的事項推進的卻并不怎么順利，甚至可以說是阻礙不斷、見效頗微。
這當中自然有諸胡卑民不近中國人情、不通中國制度的緣故，但其中最大的一個問題，還是宋璟所說諸胡酋首宗主等之類的存在。
諸胡雖然社會結構簡單，并不像大唐這樣擁有著完整的規章建制，但凡有聚合、則必有組織，那些胡酋宗主便是這些組織中的控制者與得益者。
人是一種高度依賴環境的社會動物，其習慣性雖然強烈，但適應變化的能力同樣不差。隨著生活環境發生改變，自然而然會做出生活方式的變化，畢竟不能順勢而變那就只有死路一條。
大唐又不是要教化的這些胡人一個個知書達禮、滿腹經綸，僅僅只是讓他們明白律令禁止、恭順生活，難度其實并不大。聽不懂道理，總能認得清刀劍。
畢竟時下諸胡族裔雖然眾多，但若說太強烈的民族情結、那是真的沒有，宗教、文化上的隔閡也沒有后世那樣強大，更不存在人權之類的糾紛。一群亡國滅族之余種，還能保住一條小命，已經是莫大的恩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