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大唐在戰前的統合與孤立工作也進行的極為順利，樞密使郭知運在將諸胡助戰勢力人員整理一番后便進奏道：“此番征事，諸賓胡凡所助戰之眾合十五萬七千余眾，所覆諸胡邦主、羈縻州府共一百八十……”
這個數據早在長安的時候便已經有所匯總整理，轉駕東都后又有增加，所覆及的已經不只是大漠南北諸胡部勢力，還包括其他各個凡大唐勢力能夠影響的范圍地區。
李潼聽到這個數據，臉上也流露出欣慰的笑容。國之大事唯禮與兵，平常時節說大唐國力與影響多么強盛，總是缺乏一個直接的體現，但在這樣的征戰大事上則就體現的頗為具體。
早年他御駕親征、與吐蕃交戰青海，雖然也廣有群胡助戰，但跟當下這個數據相比差的不是一星半點。如今除了賓屬關系更加緊密的胡部勢力之外，大唐都沒有特意向群胡下達正式的征召令，但這些胡部便已經踴躍的參戰。
這背后所體現出來的，自然是大唐的國力與震懾力較之開元四年時期都已經有了長足的進展。
許多人或許覺得如今北征與突厥大戰在即，朝廷不該在五月關中掀起一番整頓入唐胡眾的風波，橫生枝節之余還破壞了大戰前夕的內部穩定，逼得諸胡要投靠突厥共同對抗大唐的威逼。
但這種想法實在過于簡單片面，且不說諸胡本就畏威而不畏德、并不會因為包容放縱就會對大唐親近恭順，關鍵是此前朝廷所整頓的胡人與大戰前夕所需要統合的胡部勢力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那些入唐的胡人或是各自出身不同的部族，但他們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逃離了原本的部族環境而投身于大唐國境之中，借助大唐所提供的庇護擺脫過往加于其身的酋長邦主控制。
以往大唐在這方面管控乏力，各方入唐的胡人也是絡繹不絕，這本就是在削弱周邊諸胡勢力的一個過程。現在大唐立法分明，對入唐諸胡的管控更加嚴格周詳，一定程度上也遏阻了諸胡入唐的風潮。
對那些頗具勢力的周邊胡酋們而言，他們非但不會覺得大唐各項治胡律令的頒行過于嚴格苛刻，甚至心里還隱隱希望這方面的律令能夠更加的酷厲一些。
畢竟這些政令只在大唐國境之內實施，并不會覆及到他們各自的部落領地，無論再怎么嚴格，對他們的觸傷都少，更可以此證明大唐也并非法外的樂土，讓部眾們不再熱衷于逃散入唐。
早年大唐每有征戰需要征召周邊胡部勢力，甚至還會下令州縣官府驅逐境內的逃胡，并勒令禁止招納胡人奴婢。
如今國力不同以往，姿態不需要做到那一步，但加強對境內胡人的管理，其實也是對周邊諸胡部勢力的一個示好。
決定腦袋的從來只是屁股，卻從來不是種族血緣，那些胡酋邦主們絕不會對入唐胡人的處境不妙而感覺到同情與悲憤。
在這長長的賓胡助戰名單中，李潼發現了一個比較古怪的存在，指著名單中一個字號有些訝異道：“倭國使者還沒有離境歸國？”
倭國向大唐遣使也是頗有淵源，不說更久遠，最近一次就是在開元七年圣駕轉到洛陽、重點處理與新羅的糾紛時，倭國遣使抵達洛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