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況，他也如實記下了李廣小心眼、屢戰屢敗的一面。
司馬遷針對的絕非衛霍，而是那些無能無才，卻因為裙帶關系而身居高位者。
李廣利說的就是你！
還有許多涉及景、武兩朝的事，是不能秉筆直書的，只能以隱約之意，這是司馬遷在經歷李陵之禍后的抉擇。這些“唯唯，否否”里隱含的未竟之辭，只留待后世的“圣人君子”去探索了。
他的謹慎是有道理的，歷史上，史記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被人理解，視之為“謗書”。
后世的班彪如此批判司馬遷：“又其是非頗繆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埶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
這些是否定司馬遷的話，在任弘看來，其實是夸贊啊！
司馬遷是最后一個，沒有被六經洗腦的史官了，所以這書，實為子學時代最后一作。
不止記了帝王將相的家譜，還寫了西南夷、匈奴、朝鮮兩越這些大一統國家內的民族史。司馬遷曾親自踏遍天下，實地考察，作為隨行人員深入西南，對山川人文了然于心，也明白這一切的基礎是什么。
是農，是虞，是工商，是蕓蕓眾生，為此寫了《貨殖列傳》作為列傳最后一篇。
任弘也忍不住贊道：“以炎黃五帝始，以農虞工商和天下貨殖終，有頭有尾。”
這立意，實在讓任弘嘆為觀止。
既大而全，又小而精。漢書很多篇章基本是直接取自史記，一字未改，因為這廝文字太好，筆力驚人，到了一字千金難以修改的程度。
時間，也只有時間能滌蕩一切敏感詞，讓不能說的事變得能說，讓人變得客觀而不帶先入為主的情緒。
讓一本千夫所指的謗書，最終變成正史，得到它應有的歷史地位。
好東西是經得住時間考驗的，不論文字還是歷史觀，史遷從一開始，就已經站在了兩千年封建史書的最高點了。
往后反倒是一代不如一代，任弘敢說，剩下那二十三史里的私貨，只會比司馬遷多，不比他少。哪怕班氏，也秉承六經，站在道德高地上批判了不少人呢。
縱觀兩千年，作為紀傳體開山鼻祖的史記，是唯一一部出圈的史書，觀眾多了，注定會被無數人審視。
人們期待它完美。
所以才會憤慨于它的不完美，極端者，恨不得斥之為“”。
其實沒必要苛責一個兩千年前的史官，非得達到現代唯物史觀的高度。
真抽去那些文采飛揚的文字，豐滿入骨的人像，妙趣橫生的故事，寫到成一板一眼的紀實，你多半會說：
“太長不看！”
……
“唉，這就沒了？恨短啊。”
九月十四這天，當最后一卷《太史公自序》閱罷后，書架上再無他沒讀過的卷章了。
任弘不由得悵然若失。
以天漢二年為界，司馬遷的人生分成兩段。之前的任性率真，之后的沉默寡言。
從受腐刑開始，他不再激昂熱血，不再一心期盼著見證一個盛世，而是默默低下頭，和光同塵，茍延殘喘，只為寫完史記，寫完對這個時代最后的記錄。
當最后一篇寫完后，便如同耗盡了所有油脂的燈，黯然熄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