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為何世人說得有鼻子有眼？”張敞也是被逼急了，反問道：“長安坊中有傳聞，說秦始皇在驪山溫谷挖坑種瓜，以冬季瓜熟的奇異景象為由，誘騙博士諸生集于驪山觀看，共有賢儒七百被騙到這里，先被預先設置的機關伏弩射傷，七百多名儒生全部活埋。”
吃瓜群眾任弘都聽呆了，這么富有想象力的大膽故事，也虧他們編得出來。
楊惲聞言，頓時哈哈大笑：“這故事編得一點不高明。稍微有點頭腦的人一眼便可以看出，秦律甚嚴，方士即便犯罪，也是交由御史廷尉審判后定罪被坑殺，俗儒為將其改成秦始皇預設圈套欺騙儒生，實在是詭巧，始皇帝剛暴自是，其有違己非今者，直自坑之，何必設詭？”
這點任弘是贊同的，漢朝對秦朝的反思是十分持久的，前期是總結歷史教訓：一個老大帝國為何會在短短十幾年間土崩瓦解，究竟犯了何等錯誤，大漢如何才能規避重蹈秦之覆轍，代表就是賈誼的《過秦論》。
于是在這種思想引導下，秦廢封建而漢復封建，分封諸侯王。
秦用法家而漢初以黃老治國，無為而無不為。
雖有矯枉過正之嫌，但至少這種思維讓大漢順利度過了危險期，經過休養生息，郡國恢復了繁榮。
不過從武帝朝開始，儒生們開始偏離了過秦之思，走上一條以黑秦為政治正確的路，比如董仲舒就曾言：“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
他將漢武時的社會問題也戴到不容許土地兼并的秦頭上了，儒生否定秦的一切，將其視為萬惡之源，因為秦政是周政的反面，而這種情形下，在覆滅秦朝時未能起到關鍵作用的儒生，開始為自己打造另一種形象：秦政的殉道者。
他們夸大了秦焚詩書的程度，編造的目的在于將儒家的經典抬舉為圣經。又在坑方術的基礎上編撰出坑儒的故事，目的在于將儒生們塑造為殉教的圣徒。
就像后世某位學者說得，漢代關于秦的一切敘述史料，運用的時候，要謹慎，因為主觀性太強，真假難以分辨。
如此重復了上百年，當謊言成了真理，連賢良文學的敵人桑弘羊都以為焚書坑儒是真的，在鹽鐵之議里說出了這樣的話：“故秦王燔去其術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
儒生自己自己當然也信了這些宣傳，從而逢秦必反，一聽見秦字就格外敏感。
這也是當賢良文學聽任弘胡扯，說秦朝的殘部在海西建立大秦國，窮兵黷武欲返回中原時，會表現得那么恐懼。
用心編造的謊話，已經成了所有儒生認定的信條，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的秦與賢良文學，乃是天敵。
于是反過來卻被任弘利用了。
張敞倒是憂心忡忡，勸誡楊惲道：“子幼所言有理，但你這說辭，能折服吾等，卻折服不了天下人，折服儒士。但凡為秦說好話的，都會被群起而攻之，你此言在西安侯家說說還行，萬萬別勿要出去亂言！”
黑秦是漢朝的政治正確，只有秦成為邪惡的根源，才能顯示出大漢太祖高皇帝斬白蛇舉義，三年覆秦的偉大。任何想為其翻案，為李斯、秦始皇說好的話人，比如桑弘羊，都會被現實狠狠教育。
任弘不是秦朝余孽，又存了打入儒經內部進行改造的心思，自然不會傻到逆潮流而行。
不過待楊惲、張敞辭別后，任弘卻笑著問若有所思的劉病已：
“皇曾孫聽完后覺得，秦政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