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了，任弘對氾勝之感慨道：“勝之，我可是連上三道奏疏，陛下才允許你以侯國家臣身份，直接為搜粟都尉，若是出了差錯，我身為舉主，亦是要受責的。”
氾勝之十分感激，連忙保證，自己一定兢兢業業，這次咱們不說大話，不亂搞什么畝產百石的賭約……
“賭還是要賭。”
任弘卻道：“籍田令之事你也一并做了，每逢開春，天子要帶著皇后及百官，在宗廟社稷之田行籍田禮，當然，只是推一推犁而已，這田地還是要交給籍田令來管。”
“屆時，便安排你從西安侯國帶來的人，將天子親耕過的地，用區田法加熟糞耕之，不計成本，等入秋時，也弄個畝產十四五石出來，可能做到？”
“能！”氾勝之再度立了誓，卻不明白任弘為何要如此，他不是在西安侯國證明過了么。為何關中也要搞投入遠大于產出的試驗田？
技術人員果然不懂如何運營和推廣，任弘笑而不言，心中卻道：
“關中一般良田畝產不過四五石，儒生們連禾生雙穗也是能當祥瑞的，看到畝產十余，還不得爭先恐后吹噓豐年，等到出征匈奴時，就不好說什么天下五谷不登了。”
“再者，大將軍時關中多旱，籍田都會欠收，若親政之后，天子所籍之田得糧十余石，那皇帝是不是特有面子？”
……
任弘特地調來大司農的第二個人，叫耿壽昌，三十余歲年紀，乃是巴郡人，口音很重，好在將任弘養大的夏丁卯也是巴蜀人，還算聽得懂。
而一抬頭，任弘發現，耿壽昌居然是斗雞眼。
這個特征估計沒少被人嘲笑，甚至影響到了仕途，耿壽昌連忙低下頭，看到了任弘剛剛授予的銀印黑綬，心里有些激動，但更多是迷茫。
跟苦等了快六年的氾勝之不同，耿壽昌與西安侯素未謀面，在他接到調令，讓他入京為“太倉令”，主持天下倉稟之事時，雖然心中喜悅，卻也不明白，高高在上的大司馬衛將軍因何看中了自己這個郡倉曹掾。
任弘道：“我看過你提議在邊塞設常平倉的奏疏。”
那是幾個月前的事了，奏疏石沉大海，沒想到西安侯竟知道！
任弘是從尚書臺翻出來這奏疏的，當時大將軍霍光病篤，朝政耽擱，故耿壽昌的提議沒有引起注意：“你奏請說，應在邊郡普遍設置糧倉，以谷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谷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
這一提議是與對匈戰爭籌備相適應的，調集十幾二十萬大軍，外加幾十萬牲口的軍事行動，人吃馬嚼消耗巨大，邊郡根本承擔不住，而若是設立常平倉，提前幾年就開始囤積糧食，到時候就不必一次性發動那么多民夫千里挽粟了。
任弘讓耿壽昌細細說說他的計劃，耿壽昌便低著頭講了起來，聲音有些緊張，大概是第一次遇到這么大的官。
“天下水旱無常，一百余郡國，一些地方連年豐收，谷價有賤到一石五錢，甚至有每石八錢者，農人少利。不如由大司農出面收購谷物，一來讓百姓不至于血本無歸，能賺點錢交賦稅，二來，也能獲得谷物，派役夫運往邊塞囤積。”
“此外，每年從關東向京師漕谷四百萬斛，用漕卒六萬人，費用過大，不如從近處三輔、弘農、河東等地糴谷以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
聽得出來，這是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糴法的延續，《管子》也有類似的思想，桑弘羊將其總結成了平準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錢帛物資，在京師賤收貴賣以平抑物價。
看來這耿壽昌《管子》學的不錯，這本書相當于大漢的《國富論》，是指導經濟活動的理論依據，重點是“輕重之術”，國家以商人姿態直接進入商業領域獲取經濟利益，只要學過的人，都成了醇儒口中的“功利之輩”。
說到這，看耿壽昌有些緊張，任弘停下談論公務，而說起他的興趣來，在征調此人前，任弘是派人細細打聽了解過的。
“我觀蜀郡上計，里面說你善于計算，能商功利，長于運籌，還在公務之余，修北平文侯所作《九章算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