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那個曾經被劉詢寄予厚望，覺得是個人才的蕭望之來說吧。劉詢深知望之通曉經術辦事穩重，論議有理，故想要將他從丞相司直提拔為六安國相，考察他的治郡能力。結果蕭望之嫌棄那是左官，上疏言病婉拒，還說什么：
“陛下憐愛百姓，擔心德化不能遍于天下，放出全部諫官去補郡吏，這是憂其末而忘其本也。朝中沒有諫諍之臣就不知過失，國內沒有明智達理之士就聽不到好的建議。還望陛下選擇明經學的儒士作為內臣，參與政事。諸侯聽聞，便知朝廷納諫慮政，而無缺遺。如此便可建成周代成康那樣的太平世道。外郡即使有些不清明，也不必憂慮。”
不必憂慮……不必憂慮，口口聲聲說什么地方不治的，不就是你們這群人么？怎么，輪到自己去時，就如此推諉？非得一步登天，直接做三公九卿才行么？然后成康之治便不請自來？
劉詢當真是氣笑了，是啊，動動嘴皮子，當然比身體力行容易。
從那以后，劉詢心中對蕭望之的評價低了一個檔次，并料定：“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他連自家的太子，都不敢讓這群人去教，生怕教歪了。
反觀西安侯帶出來的黃霸、耿壽昌，以及張敞等人，都是帝國的磚，哪里需要哪里搬，黃霸將潁川郡治得有聲有色，耿壽昌去海濱數年，完成了曬鹽法的推廣，張敞繼蜀郡守又為京兆尹。
故大漢日常行政仍尚法任刑，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劉詢堅持以霸道為主，王道為輔，雖也用儒士，但同武帝用儒術緣飾法律如出一轍。
于是批評的聲音就來了，盡管劉詢在改善吏治上雖然做了不少事情，但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諫大夫、博士就開始吵吵。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陛下走錯了路，南轅北轍，還是要全面推行德治方可啊！”
他們以為，大漢從漢武帝改制征伐興功利開始就走錯了路，若是今上繼續沿著這條道走，雖然解決了匈奴，雖然天下民生看上去確實好轉，雖然吏治在緩慢改善，雖然四夷來朝，但跟失去了禮治王道相比，這一切都值得嗎？
于是就有了那場是否全面推行春秋決獄的爭論，最后以趙廣漢罷官結束，但儒吏們也沒贏。
或許是覺察到了天子的不以為然，他們的批評開始擴大化，還拿劉詢賜給史、許富貴說事，揪著這些小處不放，危言聳聽，最后連禪讓都整出來了。
盡管許皇后一再規勸，但劉詢想的很深，這蓋寬饒不是孤例，他代表了一種隱藏在學術界的思潮：儒林公知們對漢家制度的不滿。
劉詢不由想起了一年多前，西安侯任弘的預言：“陛下，荀子有言，儒分大儒、雅儒、俗儒。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雜舉，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者，俗儒也。今《公羊》俗儒充斥朝堂，其學蔓延九州四野。”
“若不防微杜漸，他日亂大漢者，俗儒也！”
西安侯或是想借著打擊公羊春秋，推廣他鉆研的左氏春秋為官學，劉詢當時一笑而過，沒當回事，但今日看來……
“《公羊》、《韓易》之學，確實不能再縱容了。”
……
“陛下，繡衣使者說，民間確實在流傳一件事。”
到了次日，回到宣室殿后，為劉詢管控繡衣的金安上前來稟報道：“多年前孝武皇帝那番‘漢有六七之厄，法應再受命’的話，又開始傳播了。”
據說孝武行晚年幸河汾，中流與群臣飲宴，那一年他身體不好，幾乎病逝，樂極哀來，驚心老至，有感于此，乃自作《秋風》辭：“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然后就發生了一件奇異的事，孝武不知是心生疲倦還是喝醉了，竟對群臣說：“漢有六七之厄，法應再受命，宗室子孫誰當應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漢者，當涂高也！”
這簡直是亡國之言，群臣震恐，但孝武當時已為方士毒害，那一年身體也欠佳，有時是不太清醒的，雖被群臣勸誡，但又說了一句更了不得的話：“吾醉言耳。然自古以來，不聞一姓遂長王天下者……”
此言已在民間散播多年，劉詢初繼位時尤其喧囂塵上——其實那是田延年想要推霍光篡漢所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