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用就行，倒不是吳爭是個實用主義者，而是現實逼著吳爭采用實用主義。
詩和遠方，對如今的吳爭來說，太過奢侈了。
吳爭沒有太多時間，用的方法其實就是后世流水線作業培訓的方式，不需要你懂，只需要你按部就班，一兩個技術人員可以引領成百上千個目不識丁地人搞科研，雖然缺失了創造力，但可以速成，后世兩彈一星，就是這么造出來的，否則，數以萬計的基層科研人員培養，至少得花了數十年，乃至上百年，哪能十幾年之間造出兩彈一星來？
而此舉，讓江南明眼人都看得明白，吳王要對大將軍府轄下各府官場及北伐軍序列，從上至下來次大換血了，當然，這也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期限為三年。
一個生手，在擔任副職的三年中，與上司慢慢完成新老交替的過程。
或許，在這三年里，雙方可以達成一種正治默契，或許可以在這三年中，彼此完成一種妥協，以此來避免一刀切帶來的撕裂痛楚。
這是關系新政持續推行，最基礎必要的一步。
會議確定農業土、肥、水、種、密、保、管、工八字專項法律，嚴格實施深耕、改良土壤、土地勘查規劃，合理施肥，興修水利、合理用水，培育、推廣糧種（貧瘠之地向廣東引進番薯進行合種），合理密植，防治蟲害，進行田間管理，工具改良，特別是對長江流域肥沃的土地，這原本就是相對高產區域。此事由左布政使熊汝霖全權負責。
這是吳爭一力堅持推行的，四年多來，關于農業產量的問題，吳爭對見到的、聽到的，有了一個統一的認識，也為困擾心中的疑惑釋疑。
此時的百姓，春播夏收，再種一茬，再秋收，和后世沒啥區別。
可產量卻不及后世三成，為何？
是以前的百姓很懶嗎？其實不然，和后世人差不多。
問題出在三個方面，一是土地計量不同，那時的畝小，只有后世市畝的約四分之三，宅院也是如此，一畝小院，說得也不是后世的市畝。
二是糧種沒有很好的改良，農戶通常使用的種子，是上一季收割余下的種糧，而非后世有專門經過篩選改良的糧種站。
三是耕作方法落后，這一點是最大的原因，百姓往往播種之后，就不再打理了，除非有大旱大澇出現，甚至連最基本的施肥都欠缺。
這倒不是說百姓懶，而是當時人口少，大明人口巔峰時期，在冊人口也才二千萬戶左右，相當于人口剛超過億。
如此地廣人稀，人均田畝就多了，一丁分二十畝，算是少的，象唐時，一丁有百畝（其中四十畝永業田），象這樣的畝數，要細細打理，在沒有機械輔助的情況下，是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糧種優劣不分、參差不齊，播種后疏于打理，是畝產不高的根本原因。
要解決這個問題，在此時很難，人口是個大問題，千百年來養成的慣例也是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