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曹七貴’相互勾結，你的人今天要晉升，其他人皆都通過，到明天，我的人要晉升，你們也得答應，使這機構成為這七個人權錢交易之圣地，其他人想到得到晉升難如登天。”
“到了大業十二年，武帝巡幸江都。當時代君處理國政的‘六貴’除了左仆射，還有裴矩、裴蘊、蘇威、宇文述、虞世基，左仆射因為廉正不阿，遭到另外五人的排擠誣陷，最終被外放為河南道大使，孤身一人、兵卒全無的跑到中原當‘討捕盜賊’。由此可見，這種部門一切全靠里面的官員自覺，如果有一個人有私心，就會帶動其他人效仿，著實于國不利啊。”
這種機構的設立，無疑會形成一個小小的決策集團，權力過于集中未必是好事，所以楊侗之前就明文規定：凡是涉及到制度和律法的出臺，必須要經過朔望朝參來決議，這就是為了分散決策層的一部分權力。
如今的早朝分作三種：最隆重的就是元日和冬至日舉辦的大朝會，敲鑼還要打鼓，儀仗車輛擺得老長，接受群臣以及周邊鄰邦使者朝賀；第二種是每月的初一、十五舉辦的朔望朝參，這一天文武按品級就位，皇帝始出坐御座，群官在典儀唱贊下行再拜之禮，在京九品以上文武官都要出席，禮節大于實效；第三種則是每一舉行的處理日常政務的常參。
也就是說，三種早朝只有每日舉辦的常參在辦實事，而楊侗現在將制度和律法出臺，以及各種大事放到朔望朝參決議，實則是把朔望朝參提為辦實事的朝會，這么做的用意有三：一是削弱了三省十部的權限；二是讓九品以上的文武參與重大軍政事務的討論，每個人都有權發表意見，集眾人之智為朝廷所用，這種全新的朔望朝參深受百官歡迎，主要是楊侗將一部分權力分給了百官，讓百官都享受到參與和決定國家大事的快樂；其三、提升低級官員參與感、歸屬感，和做事的積極性、主動性，最終為國家培養有思想、有頭腦的中低層官員，于國家的長久發展有利。
對于楊侗這種分權行為，楊恭仁等人非但沒有異議，反而抱以支持態度，就算他們這一代人能夠謹守本心，但大隋需要傳承下去，各部未必的繼承人就未必能夠守住初心了，楊侗改制分權對大隋的傳承百利無一害，大家樂見其成。
現如今聽到楊侗說要在大隋成立一個權力集中的‘政事堂’，在場四人是個個反對。
楊侗心下感動，笑著說道：“類似于政事堂的部門的建立勢在必行，也是制度發展的趨勢，就拿朕來說吧，現在年輕，還能處理了如山的奏疏，但老了以后呢？另外一個原因，則是繼承皇位的是一個懶惰的子孫，他隨手就把奏疏丟給親信處理，后患更加讓人無法想象。所以，有的機制提前設立是好事，而作為制度制訂的一代人，我們還有幾十年時間來完善各種制度，還有幾十年時間來取長補短，我們不能因為‘政事堂’的危害，否定他的利處。”
“圣上既然有想法了吧？就不用賣關子了。”聽到楊侗這么說，楊恭仁精神抖擻的笑問。
三省六部制和軍制、地方制在楊侗之前，處于探索的草創階段，經過楊侗的指點，大家一一完善成了今天的官制，雖說楊侗沒有參與到各個細節，但他厲害之處就在想人之所不能，他稀奇古怪的想法才是最讓大家欽佩的地方。
“請圣上明示。”房玄齡亦是期待的說道。
楊侗說道：“‘四貴’、‘選曹七貴’、‘政事堂’等等類似機構的危害主要源自兼任數職。所以選人用人和制度十分關鍵，如果讓朝中重臣兼任，權限會無限放大，然后又走老路。用新人也不行，因為他們沒有理政、執政經驗，每個人都是紙上談兵，于國無利。與前兩者相比，退出官場的老臣比較合適，這類人經驗豐富，可以讓他們充當朕的幕僚，處理奏疏，繼續為朝廷發揮余光余熱。他們只有拿俸祿的虛職，有理政、議政、參政權，但卻沒有決定權。每一份奏疏批閱完畢，舉手表決出結果，并在奏疏之中，夾帶或是貼上每個人見解和主張，以便皇帝過目。皇帝過目批復之后，再給中書省決策、門下省審核、尚書省執行。”
就跟后世的政/協一樣，就算你吵破喉嚨，但最后還被卡得死死的，想干涉朝政，門都沒有。
楊恭仁沉吟片刻，道：“圣上此法極妙，不但減輕了皇帝的壓力，還不會造成權力集中于一個小群體的手中；就算里面有人有私心，并影響到皇帝決策，但還有中書門、門下省、尚書省把關，如果層層考核，能夠將危害降到極低。”
“微臣這里有一個問題，如果成立這么一個部門，必然會有主官，如果此人將另外幾人吸納為他的人，是非對錯還不是由他一個人說了算？”杜如晦說出了自己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