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景泰元年，新皇登基，為收攬人心，又將生員定額取消，導致生員數量一時瘋狂增長。
再到成化三年，朝廷又感吃力消化不了，迫不得已朝廷再將生員定額，又引發一系列的攻擊。當時禮部尚書姚夔，京師士子便編了一首順口溜罵他：“和尚普度，秀才拘數，禮部姚夔，顛覆國祚。”
再到正德十年，武宗皇帝再次放開了生員編制，從此一發不可收拾，許多人削尖腦袋兒往府學、縣學里鉆。因為一入學校，只要穿上卷袖皂邊的五色絹布襕衫，就等于是鯉魚跳了龍門。哪怕一輩子都考不上舉人、進士，但只要占著生員名額，照樣優免課賦，享受朝廷配給的廩膳。
這就相當于是后世的鐵飯碗。
而且生員保的還不是他一個人，是全家人。
誘惑實在太大。
然而，世間萬事萬物，或人性的規律往往是：只要多了，必定有魚龍混雜濫竽充數混日子的。
這樣，府學縣學里，雖然仍有認真讀書博取功名的人，但大多數士子卻不肯鉆研經邦濟世的實際學問，而是一味地標新立異，將一些空洞無物的玄談狂思視為圭臬。
因此，國家每年花費大把大把的銀子，養的卻不是士，而是一幫狂徒，尤其以心學以及它的各個支流為代表，他們四處鼓吹心學的各種學說，講學之風盛行，各地在府學縣學的基礎上辦起了私學，同樣廣招生員。
其中，嘉靖年后，也就是王陽明心學的一個支流泰州學派，在民間尤為活躍，其代表人物，如何心隱、羅近溪等四處收徒，他們每到一處，年輕人趨之若鶩。
那幫人還有一個專有名詞來形容：山人。他們不參政，但議政，甚至攻擊朝廷的政策。
領頭人的影響力，不單超過朝廷親授的教諭或學正，就是許多地方官吏，也莫能與之抗衡。
所以，自嘉靖以來，講學之風盛于宇內。如果只是切磋學問探求道術倒也不是什么壞事，但各地學院之講壇，幾乎變成了攻訐政局抨擊朝廷的陣地。
另外，講學之風在官場也很興盛，某一些官員對朝廷推行的各種改革心存不滿，自己不敢站出來反對，便借助那幫人的勢力，來與朝廷對抗。
而前文已經說過，張居正執政的一個重大的用人原則就是：親循吏，遠清流。
那幫山人，大多數都是沒考上舉人或進士的，妥妥的清流，在張居正眼里只會動嘴皮子（這也是他棄用海瑞的一個重大原因）。
所以，用“深惡痛絕”來形容張居正對他們的態度毫不為過。
甚至有傳言，當時泰州學派的領軍人物何心隱便是在張居正的暗中授意下被湖廣巡撫殺害的。
（何心隱還是張居正的同學，只不過早年不第，放棄科舉。）
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之下，加上張居正又有之前改革的經驗和成就做基礎，于是大刀闊斧地查禁全國私立學院并裁汰一些占著名額不好好讀書的廩膳生員。
張居正這一舉措，旨在減輕朝廷負擔優化讀書人的環境，可在天下讀書人看來，那就是砸了他們的鐵飯碗。
這也是張居正死后被讀書人攻訐的一個重要原因。
讀書人當真得罪不起啊！
當然，這樣說或許也不太準確吧，準確地說應該是讀書人性子擰的多，他們不怕死。在許多讀書人眼中，尤其是大明朝，頭可斷，血可流，但原則絕不能丟，所以涌現出了一大批像楊繼盛、鄒元標、張同敞那樣鐵骨錚錚的人。
張居正得罪天下讀書人，由此引發的悲劇，朱翊镠肯定不想再重演，所以他必須做出改變。
得時學院將是一個契機，但結果如何還得看形勢的發展，朱翊镠暫時只是在做準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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