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廷以此為基礎形成的和平外交模式，影響有明近三百年。
但“不征”只是明廷對內設定的最優外交目標，并不意味著完全排斥武力。
明廷的目的在于以武力為后盾，力爭以不動兵戈的方式實現威服眾邦，構建以明帝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格局。
而具體交往模式的選取，又與交往對象在明朝外交層級中的位置有關。
明成祖朱棣登基后，銳意溝通域外國家。在鄭和之前，他派遣尹慶于永樂元年（1403年）出使了古里（又稱古里佛）、滿剌加（當時尚未建國），又于永樂二年（1404年）出使了爪哇和蘇門答臘。在鄭和下西洋初期，明成祖又發動了南征安南（越南古稱），將之納入明王朝版圖。
“郡縣安南”之后，明朝從陸路近可制占城，遠可控滿剌加，為鄭和后續的下西洋活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使西洋朝貢體系得以順利建立和鞏固。
但隨著大明王朝國力的衰退，外交規模日漸式微也是不爭的事實。而且外交理念與西方國家又大大不同，甚至背道而馳，結果朝著兩個方向發展。
以后來歷史的發展為鑒為依據，西方那種傾向于侵占、擴張、積累式的外交，或者說“野蠻”式的外交，似乎比大明所謂的“不征”要更勝一籌。畢竟后來的落后挨打是事實，而落后挨打之后再反省去學習，相當于繞了一個大彎子。
朱翊镠深知歷史的走向，當然不會繼續海禁乃至閉關鎖國，對外界一無所知，想著一定要積極地推行外交。
即便廷議上有反對的大臣，但也只是走走形式讓他們暢所欲言。
朱翊镠是不會聽那些大臣的。
在他看來，出使他國交流學習是歷史大勢所趨，而且適當時刻也要擴張積累，他絕不會逆歷史潮流而動。
當然，在廷議之上，朱翊镠沒有提到擴張積累，只說出使他國。
而且在此基礎之上，朱翊镠決定逐步解除海禁，促進海上貿易。
這一政策主張，依然有支持有反對的，可朱翊镠的決定不會改變。
朱翊镠的強勢，在推行京察時，朝中大臣就已經見識過了。
所以反對的大臣雖然大有人在，但反對的氣勢卻相對不足。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由于朱翊镠的先見之明，實在過于“妖孽”，所以朝中大臣包括大明子民都打心里認可朱翊镠的強勢，或者打心里說佩服。
畢竟朝中大臣沒有一位有朱翊镠懂得多，對國外的形勢別說能道出個子丑寅卯來，胡扯都扯不出兩句來。
朱翊镠就不一樣了，什么都是張嘴就來，而且有理有據，還時不時地從嘴里蹦出一兩個聞所未聞的詞語。
試問那些反對的大臣又哪有多少底氣？以致于反對的聲音雖然有，雖然可以說出來與大家一起討論，但別說朱翊镠原本就打算將反對的聲音屏蔽，即便他不這么做，又有多少人真有那個實力與他爭辯出一個結果？
如此一來，關于出使他國的決議，包括與之伴隨的逐步解除海禁的政策，在廷議上順利地通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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