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和元年第二周頭一天，朱翊镠便緊急召見內閣幾位閣老覲見。
申時行、王錫爵、王家屏都來了。
地點依然是在東暖閣。
此時嚴永凡的兩道條陳都還沒有來得及呈送上來，但朱翊镠已經迫不及待地要與內閣先通氣。
當然，這也是他的一貫做法。
美名其曰先通氣或叫商量，但讓內閣幾位閣老來，就是讓他們先點頭，然后廷議上不必多費口舌。
申時行他們幾個也早已經習慣了。
這次召見他們來，無它，只為嚴永凡提出來的兩個議題。
一貨幣改革，二鹽政改革。
貨幣與鹽政都有弊端，需要改，這是主要原因。但之所以急著召見，朱翊镠是考慮到這兩項改革，都可以大大增加國家財政稅收。
任何時候掙錢都得趁早嘛。
像從前一樣，需要改革的對象，其弊端其實都清楚。
三位閣老難道不知道私人鑄幣的危害性嗎？難道不知道禁止私鹽能大大提高國家財政收入嗎？
大明一朝當世就有人得出這樣的結論：如能禁止私鹽，大明一年可得一千多萬兩白銀的收入。
原話是這樣說的：“私鹽既絕，引可增十倍，歲所入千余萬矣，此三法簡易易行，只在行法須嚴。”
如果真嚴格實行鹽業專賣制度，再適當抬高一點鹽價，僅食鹽一項收入便可高達四千萬兩白銀。
為什么說大明其實很富有，可財富既不在國家，又不在百姓，都集中在豪強權勢大戶人家手里？
但反過來一想，為什么會這樣？其實說白了，還不是因為朝廷對經濟的控制能力太弱嗎？
無論是私人鑄幣還是私鹽橫行，都可以說明這一點——國家對民間經濟活動的控制能力太弱。
從宋朝的程朱理學就開始有意無意地削弱君權，到了明朝，皇帝對朝臣的影響力，以及國家政權對各個領域的掌控力其實都在削弱。
這就造成了明朝看起來好像是“禮儀之邦”，人們一個個都衣冠楚楚，十分有君子大國之風，但其實，社會已經呈現出“過度民主”的假象（這么說，或許也不是很準確，因為這可以看作是人類的覺醒，但確實有一定弊端）。
以致于戰事來臨，無法迅速轉型成軍事專制狀態，自然也就無法像清朝那樣通過軍事暴力政權直接征稅、調配物資，導致戰場失利。
那貨幣改革與鹽政到底怎么改？
首當其沖，當然是要嚴令禁止私人鑄幣與私鹽販賣。
對此，三位閣老沒有意見。
難的是政策執行。
如何將國家頒發的政策有效推行下去，而不只是說說而已。
不能像嘉靖皇帝禁私鑄劣錢，一個罷市就能讓禁令不了了之。
不能萬歷皇帝征收礦稅，鬧得雞飛狗跳，官員鼓動民眾打死收稅人員，萬歷皇帝頂著臭名，最后二十多年也不過才收了幾百萬兩白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