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貨幣改革，朱翊镠設想，有沒有可能讓銅錢永久退出市場？而像后世那樣用“鈔票”代替？大明當前的“銀票”其實已在充當這個功能。
而對于鹽政改革，似乎要更為復雜些，當前鹽政改革離不開鹽引（幾百年后其性質還是一樣），而鹽引是歷史最為悠久的“復雜貨幣”。禁止私鹽、推行鹽業專賣制度到底有多難？
朱翊镠與三位閣臣確定改革的方針以及大體方向，但具體到底怎么做還需要廷議與諸位官員共同決定。
將主要思想傳達后，朱翊镠接著說道：“三位閣老回去好生琢磨，如果鹽政要改，那么茶稅、酒稅等，是不是也可以一律改為專賣制度？”
朱翊镠可不是隨口一說。
茶葉是百姓必需的消費品，但需求量又有彈性，正所謂“寡需則量增其價而不為虐。”本朝建國之初，在南直隸嚴禁私茶，所以南直隸的茶稅收入有六十余萬兩白銀之多。
以晚明人口比明初增加五倍計，那茶葉消費量也該增加五倍，晚明若嚴格實施茶葉專賣制度，則榷茶收入應該不少于2000萬兩白銀。
再看酒課稅。北宋光是酒課的一年收入，就可達到相當于晚明一千四百九十八萬兩白銀的程度。
而晚明人口至少北宋兩倍以上，酒類消費規模可能還超過兩倍。以最保守估計，如果明代實施類似宋代那樣嚴格的國家專賣制度，榷酒一項的收入至少可達3000萬兩白銀。
不妨先拿宋朝的賦稅制度舉個例子吧，看一個小國如北宋、南宋（相對于明朝），能將財富擴展到什么程度?
北宋時，兩稅尚占56%，但至南宋已降至20.4%和15.3%。
與此同時，商稅急遽增長，構成了政府財政的主要來源，這樣，包括商稅在內的非農業稅，也就自然而然占據了財政收入的大部分。
北宋皇祐治平年間，商稅比重不過40%左右，及南宋紹興、乾道之交，僅茶鹽榷貨即占49%，連同經制錢、總制錢，非農業稅達79%強。
而至淳熙、紹熙年間，茶、鹽、酒等達56%強，加上經制錢、總制錢、月樁錢，非農業稅更達84.7%。
而明朝的領土面積，人口數量都遠遠大于南宋，鹽、酒、茶三項的消費更遠大于宋朝。
然而南宋政府從中獲得的收入接近5000萬兩白銀的價值，而明朝政府卻只有300萬兩不到。
至明朝，貨幣經濟較之前代要發達多了，資本主義也已經萌芽，市場比較繁榮，各項商業制度也比較完善。
而南宋是個偏安一隅的小國，可為什么明朝政府，對，只能說是政府，反而不如南宋富裕呢？
自嘉靖后期，國家財政經常出現困難，入不敷出是常態。
對外戰爭窮兵黷武支出過大嗎？或是白銀進口減少貨幣體系崩潰了？或是銅生產匱乏？或是紙幣的發行導致通貨膨脹？或是注定逃不過三百年定律？
歷史上，比明朝窮兵黷武的朝代很多，比明朝揮霍無度的朝代也多，明朝財政體系最后到底是怎么崩的呢？
朱翊镠在想，如果大明能在——至少鹽、酒、茶增加稅收，那么富裕程度該會遠遠超過宋朝，也會大大超過以暴力國家機器、進行掠奪之實的清朝。
至少在工業革命尚未到來之前這段時間，大明應該不會逐漸走向末路。
當然，這是朱翊镠的想法，盡管也得到內閣三位閣臣的附和贊同，但具體實施起來恐怕還有很大的難度。
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因為明朝“過度民主”的假象（不準，姑且這么說吧），造成國家對許多領域的控制力微弱，甚至失去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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