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后面還有補充，這個賦稅包括了丁銀、力差、瑤役等等。也就是說，領地的農戶只交這一半的收成就完事，別的亂七八糟的苛捐雜稅全都不收了。
按照后世的考證，明朝的農業稅并不算高，最高也不超過田地產出的十分之一，甚至有可能只是二十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
但為何明朝末期農民生活得那么苦，直至為了口飯吃要揭竿而起呢？
原因很多，小冰河期災害頻繁是主要的，但**也不可忽略。
比如說這個丁銀，就是人頭稅。你有地沒地，收成好壞，都是跑不了的。家里人口越多，負擔越重。
特別是農民，本來就收入不高，再一大家子人，負擔可想而知；而富紳地主呢，那點丁稅對他們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的事情。
而且，丁銀做為一項重要的財政收入，明朝朝廷卻把它劃撥給了地方官。
這個操作空間就很大了，地方官一是可以少報人口，直接貪污。再一個就是收受富人賄賂，使其丁差減少甚至免除，而轉嫁到百姓身上。
再來說說這個張居正實行的一條鞭法中的實物折銀，也就是把賦稅全部改成貨幣收取。
從歷史的進程看，這當然是具有進步意義的。但在實施過程中，卻并未給農民帶來方便和實惠，也沒給國家增加收入。
舉個例子：每到稅收期限，農民為了交賦稅，得把手里的糧食變成銀錢吧！
而市場上的糧價基本上會應聲而落，也就是銀貴谷賤，總要農民多賣出很多糧食才能湊夠。三個月后，糧價差不多又恢復到了正常水平。
這可不是糧食價格的正常波動，而是糧商官僚在聯手搗鬼，合力壓低價格。
但國家收到了如數的銀錢，應該不吃虧吧？
實際上呢，假如政府拿著農民賣了一百石糧食才湊足的賦稅，用于支出花銷時，糧價多半已經回到正常水平，在市場上就只能買到六十石糧食。
就是這樣，糧價的時間差異會造成農民負擔加重，而政府收入也沒有增加，甚至是減少的結果。真正從中獲利的，只是商人和涉足其中的官僚。
當然，也不全是不好。糧食運輸損耗大，遠不如銀子解送國庫更方便。
可對于普通百姓來說，把一條鞭法罵為“殘民一條鞭”，也就可以理解了。
而一條鞭法所帶來的另一個影響久遠的問題，就是火耗問題。因為要納銀交賦稅，也就免不了碎銀熔鑄，難免有損耗。
于是，火耗就又成為地方聚斂的一個巧妙手段，也轉嫁到百姓身上，成為了沉重的負擔。
不可否認，張居正的改革是卓有成效的，一條鞭法也有其先進性。
但朱由校的改革卻不會照搬照用，而要存精去蕪，更加先進。當然，這只是邁出的一小步，具有很在的實驗性和考察性。
首先，皇莊清退的政策中含有“攤丁入畝”的意味，就是把丁銀算進總賦稅里，從而把丁銀收入納進了中央財政；
其次，五年交賦稅，田地歸農戶，又有“公地放領”的影子，增加自耕農數量。
當然，其中還有以當地五年收成的平均數定賦稅，使胥吏逞奸減少了操作空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