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圍繞著圣上的心思，江南商會眾人已經進行了數天的研究討論，連年都沒過好。
“三十稅一雖是太祖所定，但圣上似有意更改。加征是肯定的，只是不知道要加到多少？”
“這正是為難之處。說多了，日后恐怕虧本；說少了，龍顏不悅，后果嚴重。”
唐默放下茶杯，稍顯無奈地說道：“只說加征，不說具體數額，待圣上最后決定也就是了。”
眾人面面相覷，都苦笑點頭，表示可以先這么糊弄。
其實，加征是肯定的，但朱由校還真不會加征太多。因為，明朝中后期的商稅收得太少，跟三十稅一的關系并不象想的那么大。
該征的不征，偷稅漏稅嚴重，才是最大的問題。這與士紳地主隱漏錢糧，升斗小民承受重負是差不多的道理。
當然，太祖所定的商業政策也有很大問題，或者說是已時過境遷，不適合現在的社會經濟情況。
建國之初，商業活動經受戰亂，很是蕭條。
所以，朱元璋對商業和商人采取了保護措施，定商稅‘三十稅一’，還規定書籍筆墨農具、舟車絲布之類皆免稅，并下令裁撤稅課司局364處，使商稅較元末大大簡約。
在明朝前期，這樣的政策確實促進了商業的發展。
但到了明朝中后期，工商業已經繁榮起來，皇權（包括太監、后宮、藩王）、官權、紳權也紛紛介入，稅收流失就成了大問題。
在后世人看來，攔路收費總有那么點敲詐勒索的惡霸意味。可你看到整個大明的商稅收入，以及征稅關卡的數量，就會覺得太少了，都太少了。
打個比方，在后世的省、市、縣，甚至是區，都有稅務局，數量有多少，反正很多很多。
但在大明呢，早期還有四百多個稅課司局，但到了十七世紀早期僅存一百一十二個。
為什么本來就少，后來就更少上加少了呢？原因也很簡單，無利可圖不說，還得朝廷倒貼。
比如明隆慶二年，戶部報告某個稅課司巡檢每年俸糧工食費不下四百余兩，而其征收折鈔銀僅為一百一十兩。
看吧，還設什么卡，收什么稅？征收上來的銀子還不夠收稅人員吃飯的，趁早關閉還能省點銀子。
大明很奇葩，太特么奇葩了，朱由校看到這些數據資料，越來越覺得是這樣。
收個稅吧，還能越收越虧本，這也太扯了吧？
原因何在呢，是商業不發達，還是商賈不走陸路、水路，改成航空運輸了？
當然都不是，明朝中后期的商業很發達，行商販貨的也很多，但關鍵卻是在收稅的人，以及免稅的群體。
舉個最簡單，或者說有些荒謬的例子。
萬歷三十七年，山西汾陽縣的商稅是六千六百多兩，相當不錯的數字；而萬歷六年，浙江金華縣的商稅卻不足七兩，跟沒收是一個樣。
拋開年代的差別，就可以看出在大明地區間的商稅征收的不平衡。發達繁榮的地區，商稅反而更少，在經濟發達的地區，尤為明顯。
除了征稅設卡的滯后，更主要的還是官員對于征收商稅的懈怠，甚至是抵觸。
正德年間的何遜在管理沙市稅課使司時，一旦完成定額，他就減少對商賈的抽稅；
嘉靖朝的邵經邦接任何遜之職后，在三個月內完成定額，余下的本年數月時間便啟關任商賈往來。
同樣是嘉靖朝的楊喬時，榷稅杭州時，令木商自署收入入進行稅收評估。
這特么的就是在史書上被大贊特贊的名臣，慷國家之慨為自己沽名釣譽，估計也沒少收商賈的好處。否則，怎么會如此貼心的為商賈集團謀取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