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四十六年，遼東努爾哈赤建立后金后，發兵撫順，明遼東軍餉驟增300萬兩。時宮內雖有積儲，但不肯撥發。
為解決軍餉不足，朝廷決定加征餉銀，每畝加派3厘5毫，共增加賦銀200多萬兩。此項加征，便是明末逼得百姓揭竿而起的三餉之一“遼餉”。
這樣的苛政，作為穿越者的皇帝竟然一直沒有廢除的旨意，是不是很奇怪？
其實，史書所載不可盡信，朱由校相信的是科學，依據的是數據，不輕易下結論，也不輕易否定或肯定某項政策。
按照當時的物價計算，3厘5毫差不多就是一兩斤米。每畝多收一兩斤，并達不到讓老百姓活不下去的程度。
何況，現在還未到小冰河期災害的高峰。雖然各地方也有災患，卻不是很嚴重，也不是大范圍性的。這和歷史上崇禎時期，是不一樣的。
所以，遼餉加派盡管加重了百姓的負擔，卻不是不能承受的，更不是明末民亂紛起的主要原因。
而且，仔細看朝廷的加稅政策，并不是按人頭加的，是按土地。每畝增加一點，誰的田產多，誰交的稅就多。理論上，應該是地主叫苦連天才對。
崇禎時的楊嗣昌，就表態支持朝廷加稅，理由也是如此，“加賦出于土田，土田盡歸有力家，百畝增銀三四錢，稍抑兼并耳。”
說得很有道理不是，增加賦稅還有抑制土地兼并的作用，還可以控制社會的兩級分化。
但實際上呢，在收稅的過程中，經手的官員，總會想盡辦法，把既得利益集團的稅收，轉嫁到底層百姓身上；甚至借此機會，大發國難財。
這絕不是新鮮事，也不是在遼餉出現后才有的，一個公開的秘密，楊嗣昌能不知道？不過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忽悠崇禎皇帝。
這樣一來，朝廷每畝只是加收3厘5毫，老百姓卻要繳3分5厘，甚是幾十倍，上百倍。
所以，殘民苛政的根源不在于加稅本身，而在于執行上的偏差，既得得益集團的貪婪無恥。
還有遼餉的發放，從朝廷到前線，各級官員和軍中將領，水過地皮濕，層層貪污克扣，到了下層的官兵，就從來沒有得到過足額，窮得跟叫花子一樣。
畢自嚴在出督遼餉時，就感觸極深，在奏疏中寫道：“即令東奴戀棧長伏穴中，不向西遺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
說得通俗一點，就算建奴不發動攻勢，養著那些官員將領，還有叫花子兵，大明帝國也早晚要被拖垮。
而朱由校正是看透了其中的關鍵，并不貿然取消遼餉，專對貪瀆官員下狠手。
文官不是成為集團了嘛，不是把貪瀆當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情，不是官官相護，就欺瞞朕一人嘛？
那朕就重用廠衛，該殺的殺，抄家流放也不含糊，先從軍餉貪瀆入手，從兵部到地方，打倒一片再說。
然后是更換兵部尚書，再提拔鐵面黑臉畢自肅，從督察院到廠衛，雙管齊下將打擊貪瀆從朝堂擴展到地方。
天啟二年，朱由校認為是最艱難的，最讓他郁悶的。能用的人太少，你打翻一個，接替者依然是一個德行。
但到了天啟三年，朱由校就感覺輕松了許多。貪瀆和結黨的官員干翻了一大批，而新晉的官員越來越多的能為他所用，朝堂勢力發生了根本性的扭轉。
地方上的情況也大有好轉，利用楊漣、孫傳庭等官員大力實施清屯棄餉，借著徐鴻儒造反，狠辣處置了一批隱冒偷漏的士紳地主，震懾了人心，使風氣大有改變。
好轉和改變，依然不是皇帝的最終目的。對官場的洗滌，對官員的處置，如同波濤拍岸，并沒有停息。
督察院奉圣意設立巡查機制，州府設立專員，這還只是在制度上的加強。依靠廠衛的暗中探悉，則更令官員們感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年年都有官員落馬，數量越來越集中到地方，特別是縣官這一級。
原因很簡單，縣官算是大明最基層的政府組織，收賦征稅全是經他們的手。而貪瀆害民，也是他們最直接地接觸到百姓。
一項并不算重的加稅，到最后竟變成洪水猛獸，難道不是這些基層官員造成的？而朝廷和皇帝，不過是他們貪瀆害民的背鍋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