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邕有幾十年的行政經驗，認同作者的觀點，他也知道，那些大字不識一個的百姓，聽人講到這里，想來也會心有戚戚。
所以，作者認為，籠統的按戶或丁來收稅，容易失去公平，且戶籍、丁口的統計，戶的定級，極易被人動手腳。
大戶人家，家眷數十，僮仆數百，但卻能通過收買官吏，使得戶籍上的記錄信息是：戶中丁口三五人。
如此一來，就是嚴重的逃稅。
所以，征稅對象為“戶”并沒錯，但是，對戶進行定級的過程中，容易出問題。
定“戶”之等級，是從核實“戶”的實際情況下手，執行起來問題太多，難保公平。
這種不公平，未必是基層吏員心黑如炭，有時候，是他們不得不昧著良心辦事。
因為對于基層吏員來說，要去精確統計大戶人家的丁口、奴婢數量，其實是要冒著生命危險的。
尤其那些“武斷鄉曲”的當地豪強，弄死小吏及其家人，和弄死一條狗沒多大差別，這種情況下，小吏們怎么敢不“通融通融”？
唐邕看到這里，下意識看了看作者的“筆名”：開封白玉堂。
他聽館吏說過，報紙上發表文章的人，得用筆名，筆名要包含地名，所以，這作者是開封人士。
能說出“基層吏員要冒著生命危險去統計大戶人家情況”這種話，可見此人有豐富的基層行政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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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或是出身微寒，見識過豪強的嘴臉，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士族子弟。
唐邕再看下去。
作者認為，無論是哪種稅制，收稅原理都是一樣的：根據某種標準來定征稅對象，及其應繳稅額，然后進行征稅。
那么，舍棄“戶”、“丁”這兩個征稅對象，改對象為“地”，即通過丈量、核對田畝面積，來定稅額。
如此一來，執行時相對容易些。
譬如，一座大莊園，為某大姓累世聚居的產業，那么，丈量、核算其周邊田地面積，要比派人進入莊園，核實戶數、丁口數容易得多。
丈量、核實住宅面積，同理，只需算出占地面積即可，至于宅基地里的房子是如何的結構，多少房梁，不需要去管。
土地和房產，就在那里，每年新增的耕地面積，新增加的房產面積，當地官府很容易就能統計出來（相對統計人口）。
并根據新式制圖法，繪制“網格平面圖”。
這種平面圖里，把當地耕地分布情況，以及城、村、聚落的住宅平面圖都畫出來，定期更新，存檔待查。
如此一來，不需要基層小吏時刻關注每戶的情況，也不需要他們和大戶交涉。
上級官府定期派出隊伍來勘察，基層小吏協助，就能掌握當地每年土地、住宅的新增情況。
與此同時，強制規定土地、房屋買賣在官府備案，官府征收契稅的同時，也能及時掌握當地土地、房屋的變動情況。
這樣的定級標準，執行起來相對容易，且能保證公平（相對公平），于是，地多、房產多的人家多繳稅，地少、房少的人家，少繳稅。
無地可耕、家里只有破茅草屋一間的平民，要繳的稅就少了很多。
唐邕看到這里，把報紙放下，雖然他還沒看完文章，卻不想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