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這就像食物鏈一樣，注定了不可能所有人都有這種福氣。
不用說，這種情形下，肯定有一些人屬于實在是缺房到了不能繼續等待的地步。
那沒別的辦法，便只能另行變通之法來解決問題。
比如說，讓年輕的夫婦們住進筒子樓，就不失為一種暫時緩解單位住房困難的好辦法。
同樣是在這個月，人藝演員楊力新也在三樓分上了一間面積不足十五平米的小屋。
他和妻子一起住進了首都劇場的后臺。
盡管房間小得實在擺不下什么東西。
放進去一張雙人床，一個大衣柜，一個帶推拉門玻璃的茶具柜就沒地兒了。
但與那些仍舊沒有分上房的人相比，楊力新已經深感滿足了。
唯獨使他感到不太適應又有些為難的，是新生活里未免充斥著一些忐忑倉皇的色彩。
要知道，住在筒子樓里，生活中大部分的**和習慣只能暴露在鄰居的視野中。
誰家的事情，別人家很快就知道了。
大家都沒有特別的私密，關起門你睡覺，開門每家可以穿來穿去。
純屬巧合，這一年上映的電影《鄰居》，恰恰就反應了社會住房緊張的矛盾與現實。
同時也對在這種內部有著長長的走廊、廁所、水房、廚房公用的筒子樓。
一家一盞燈，一戶一個水龍頭，一個電表的生活方式，有著比較詳實的體現。
這就讓這部電影成了這一個時期國人生存形態的一種另類記錄。
使得日后的人們，對多戶人家聚居在一個大樓道里頭，到底是怎樣的一種生活方式，仍舊有據可查。
但說句實在話，即使是這樣的筒子樓，也不是最差選擇的解決方案。
更多的分房無望的老百姓，只能在1976年地震棚的基礎上想辦法。
就像鳥兒“絮窩”一樣，繼續搭蓋起各種材料、各種樣式和各種面積的小房。
朝向東南西北不拘，三角形、梯形，什么都有。
各房之間的過道兒，只要能將將推過一輛自行車去，鄰居就不說話。
“雜”是必然的，甚至就連這樣的情況也分三六九等。
有人運氣好，院里地兒還大，有地方接房、改房。
靠四處撿來的磚，先下手為強，弄好了能弄個夠高夠規整的二十平米。
可跟著后面的人，所以面臨的條件必然因此而變得越來越艱巨。
有人想盡辦法，最后也只能湊合蓋出個八平米、石棉瓦頂子的“陋居”來。
僅僅只能保證放張雙人床、不漏雨而已。
但這仍然還不算是最堵心的情況。
像有姑娘甚至因為家里房子緊張，兄弟姐妹的矛盾，受不了經常吵架，長期打地鋪的日子。
而草草把自己嫁了出去，哪怕對方不是自己最滿意的人。
甚至還有的人為了房子，轉了戶口，離開京城的。
由此可知，在住房緊張的年代，僅為了一處小小的容身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