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糧參政，在大明就是省一級官員布政司布政使下的參政，設有左右參政兩名，類似于孫傳庭和張方平的從屬關系，屬于從三品官員。
在崇禎元年之時，洪承疇連蓄奴都是違制的官員，在正旦賀歲的時候，給萬歲賀歲的資格都沒有的京外官員。
而洪承疇的上書，其實因為山西巡撫楊鶴被盧象升代替，而盧象升還在路上，楊鶴屬于典型的大明官吏的代表，在已經確認自己要回京之后，對于地方事務，都開始漠不關心。
上下級之間政令不協調，才會有這本奏疏進了京。
其實洪承疇這本奏疏，若是楊鶴未來再次得了勢，并且知道了這本奏疏的存在，是要去尋洪承疇的麻煩，這違背了官場的潛規則，有很大的越級上報的嫌疑。
我不管，但是你不能報上去，否則就是沖撞上官，這是要磕頭的！
這就是現在大明官場的一條潛移默化的規則。
洪承疇之所以敢冒著大不韙上書，朱由檢自然要把保護做出來。
但凡是沒有經過朱批的奏疏，都不會在文淵閣和司禮監留下備份。
即使楊鶴未來再得了勢，除非皇帝告訴楊鶴洪承疇參了他一本，否則楊鶴是萬萬不可能知曉的。
每天文淵閣的奏疏高達上千本，誰會留意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度量參政的奏疏呢？
但正是這個名不見經傳的督糧參政，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風雨飄搖的大明朝的支柱之一。
陜西、山西、河南、湖廣的民亂，洪承疇都是孫傳庭、盧象升、祖寬這批平定民亂將領的背后支柱。
若非是洪承疇，大明末年的知名農民起義軍領袖，絕對不止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寥寥數人，絕對是百花齊放的模樣。
洪承疇對內剿匪的策略，是改變過去大明的剿匪總綱。
在洪承疇主持剿匪大計之前，大明的剿匪以“邊剿邊撫”為主，名為安撫，實為誘降，在農民軍投降之后，對民亂之人，展開屠掠，極大的加速了大明朝廷和農民軍的矛盾沖突的強度。
而農民軍在反復被屠掠之后，開始了詐降，在兵力不濟的情況下就投降，然后稍微養精蓄銳一下，捎走一批糧草，找個山頭，又是好漢。
這種越剿越旺的起義，終于被京城知曉，楊鶴的三邊總督被撤職入獄。
而洪承疇從不顯眼的督糧參政，兩年三級，直接升為三邊總督之后，洪承疇開始了他的“以剿堅撫，先剿后撫”的方略，開始以安撫地方為主，這一舉措行之有效，也是崇禎九年之時，闖王高迎祥被活捉送往京師，崇禎十二年，李自成被打的只剩下十八騎的主要原因。
而在高迎祥被押解至京城時，三邊總督洪承疇力諫上書，說殺了高迎祥不如隨便安排一個官職，安撫天下起義軍，大明的朝廷和百姓不應該是如此模樣。
在這本奏疏中，洪承疇犯了忌諱，他為了佐證自己的觀點，將洪武年間和永樂年間做了對比，高迎祥被斬首之后，洪承疇哀嘆大明藥丸。
而崇禎九年，年輕的大明天子崇禎皇帝認為殺掉了高迎祥，大明天下國事安泰，就開始著手跟建奴決戰的松錦之戰之事。
以為可以崇禎大明的崇禎皇帝，萬萬沒想到，倒下了一個高迎祥，卻又來了兩個他解決不掉的李自成和張獻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