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究竟是什么原因，分餐制在我國退出了歷史舞臺呢？”
“這個啊！
首先，食物匱乏，只得分餐！
原始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往往幾十個人結成一個群體，共同生活和勞動，主要靠狩獵和采集野果為生。
那時，‘吃’是人們生命中的頭等大事。因為得到的食物非常有限，為保證群體里每一名成員都能生存下去，我們的先人只得把食物平均分成若干小份，一人一份。
這種生產和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也滿足了人們安全方面的需求，集體勞動、統一分配更容易讓人們產生相互信任、互相依存的心理。
再加上當時居住條件簡陋，沒有什么像樣的食器，大家拿到分給自己的那一份食物后，一般是找個地方站著或坐在地上吃，沒什么講究。
分餐制就這樣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得已而為之’。
新石器時期結束后，人類進入到青銅器時代，生產力得到較大發展，剩余食物增加了，餐具也有了許多革新，但人們仍然實行分餐而食的辦法。
這是其一，分餐制產生的第二個原因，是階級需要，家具使然。
進食者一般端坐在鋪于地面的席子上，上身挺直、雙膝著席、臀部挺立或壓在雙腳上。主人與賓客通過方位、座次區分身份、地位，每個人面前擺著各自的食物，一人一份。
這種充滿儀式感的進食方式，非常符合進入階級社會后人們區分尊卑貴賤的需要，即儒家提倡的‘夫禮之初，始諸飲食’。
不同身份的人，面前擺放的食物種類和數量并不一樣，所用的食器也不一樣。比如：
君臣共食時，天子九鼎八簋，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
長幼共食時，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
賓主共食時，主人者尊賓，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德厚者也，故坐于東南；而坐僎于東北，以輔主人也。
分餐制是有等級劃分的。
其實跟分餐制有關的，除了孟嘗君食客自殺外，還有很多歷史典故。
比如說鴻門宴！
我們熟悉的‘鴻門宴’，正是因為實行分餐制，范增才有可能設下‘項莊舞劍’這個殺局——項羽、范增、劉邦、張良等人按身份分坐于不同方位，中間有空地。
如果他們幾個人當時圍在一個桌前吃飯，項莊就沒有發揮的空間了，勉強做局還可能誤傷自己人，得不償失。
再比如徐孝克，這個人你總該知道吧？”
周楠楠：“你說啊，你說出來，我就知道了！”
“《陳書·徐孝克傳》記載，南陳大臣徐孝克每次陪皇帝侍宴，沒看見他吃什么，席散時他座席前的食物卻少了很多，陳高宗詢問中書舍人管斌是怎么回事。
于是，管斌留意觀察，發現徐孝克偷偷把食物塞在寬腰帶內，待宴席結束后，拿回去給母親吃。陳高宗得知此事頗為感慨，下令給有關管事人員，以后宴會上凡擺在徐孝克案前的食物都可由他‘打包’拿回家。”
吱！
包廂的門口微微開了點兒縫。
幾個服務員斂氣息聲，耳朵貼在門縫仔細地聽著，他們已經聽了半天了，此時相互間不停地點頭示意，雖然默不作聲，但大家的表情都懂。
他們表達的中心思想就是：丫的，這哥們兒在吃上面，懂得比他們餐飲行業的人都多千百倍，這哥們兒的知識，真豐富啊，完全可以上百家講壇啊！
這個時間，客人很少，竟然有客人也放下筷子，好奇地過來湊熱鬧了。
李亦儒全然無察覺，繼續道：“這是個孝子的故事，再講一個夫妻故事——舉案齊眉。
《后漢書·逸民傳》記載，隱士梁鴻由太學畢業，還鄉后，娶孟光為妻，夫妻二人后轉徙至吳郡，靠幫工維持生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