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兆恭聽蘇揚這么問，就說：“此事本官與兩位少卿都議過，認為這個寫告密信的人只怕沒有上書在資格，否則也不會把告密信投到大理寺來！”
蘇揚卻說：“這么說的話，卑職就更加不理解了，就算要投告密信，也不應該投到咱們大理寺，而是要投去御史臺啊，御史臺才是監察百官的衙門，咱們大理寺只負責審案，如果對方直接來大理寺投狀紙，這是咱們大理寺管轄范圍，可以立即立案調查，但這告密信可不是狀紙！”
韋兆恭問道：“你認為我等要如何處置這封告發信？”
蘇揚剛才把這封告發信從頭到尾看了一遍，信上并沒有明確舉報某某人，只是告發國庫兩內儲存的錢糧被竊走無數，初步估計折算成錢幣大約超過三百萬貫，而且信中明確指出了，出問題的是右藏庫。
右藏庫是唐朝國庫之一，據蘇揚的了解，國庫是民間大眾的叫法，是左、右藏庫和內庫的統稱。
左藏庫、右藏庫和內庫分別屬于太府寺轄下的左藏署、右藏署、內藏署管轄，而左右臧庫分別各置令二人、丞四人，而內庫只設令一人，內庫是皇家專屬，由宦官當任庫令。
有人就要問了，既然國庫是太府寺管轄，那么戶部是干嘛的呢？在國庫方面，戶部承擔著監察的責任。
太宗皇帝時期，又把少府監從太府寺中單獨剝離出來，除了管理百工技巧之事，還負責對國庫加強管理，即承擔著審計工作。
如此一來，唐朝朝廷對國庫管理就形成了由太府寺主管、戶部監察、少府監審計三足鼎立的局面，既有分工，由互相牽制，使得唐朝的財政體系更加穩定而可靠。
“韋公，寫這封告發信的人很可能是右藏庫內的人，或許是一個官員，或許是一個小吏，總之此人沒有直接上書的資格，我猜此人可能給御史臺寫過告密信，但出于某種原因，告密信石沉大海，這人苦等無果，只能又給大理寺寫了一封告密信！”
“卑職認為，這封信上所述內容還有待核實，而我大理寺此時并沒有調查右藏庫的權力，不如移交給戶部？”
韋兆恭可能也想到過御史臺那邊是否出了問題，按理說這樣的告密信就算投錯也不可能投到大理寺，可它偏偏出現在了大理寺，這就很說明問題了，現在除了御史臺，對國庫財物有權核查的只有戶部！
思考了一陣之后，韋兆恭點了點頭，“就這么定了，某先去見見戶部范尚書！”
過了六天，蘇揚在大理寺逐漸熟悉了工作，與同僚們關系處理得還算融洽，但大理寺的問題是很明顯存在的，不止是管理大理寺獄的官吏們大肆收受犯人家屬們的賄賂，還收受犯人們的孝敬，禁卒們守備也很松懈。
而且大理寺官署大小官吏們大多都是秉承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對于各地呈報上來等待審查復核的案子，這些官員是能拖就拖，等拖到了規定的時間，如果實在沒發現什么問題再通過，非死刑案件通過復核之后發回原籍執行，死刑案件通過復核之后交付刑部，在刑部走一個過場然后送去由皇帝御批。
蘇揚來大理寺的目的可不是來混日子的，他不但要想辦法找到切入點以大理寺的官方力量對飛鳳樓進行打擊，而且還要遵照皇帝的旨意整頓大理寺的一些歪風邪氣。
這天蘇揚找到韋兆恭說：“韋公，大理寺獄這邊，卑職認為必須要進行整頓了，卑職上任之前進宮面圣，圣人對大理寺獄屢次出現犯人越獄、刺客潛入行刺、犯人自殺之事很不滿，如果咱們再不進行整頓，只怕頭上的烏紗不保！”
韋兆恭聽后沉默了，他猜不出蘇揚這番話是接著皇帝來嚇唬他，還是真心想做事，但如果皇帝真的因為這些事情而震怒，蘇揚剛來上任肯定不會有事，他這個大理寺的頭頭就一定會有事。
考慮了一陣，韋兆恭說：“你想怎么做？”
“派專員進駐大理寺獄進行調查，凡有劣跡之人一律暫且停職，若是查出問題即依律處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