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因為農民不痛苦，所以在如今這個地皮并不太稀缺的時代，農民依然肯來租種甄家的田，而不是只種完自家分到的那點自留地就滿足了。
而稍微懂點現代經濟常識的看官，都不難看出這里面甄家的利潤是怎么確保的：就好比后世農民種菜，田間地頭一斤白菜、蘿卜也就幾毛錢收購價，到了大城市的菜場里就能賣幾塊錢了。
甄家收購來的菘菜蘿卜，加上運費、腐爛損耗、周轉費用、商稅，最后到長安雒陽這些超大城市的市場里，成本大約會漲到一百多錢一石，比地頭價翻了一倍多。
但市場零售價能到兩百多錢甚至三百錢，所以算下來還是有一兩倍的純利潤。從這個角度算，甄家的經營行為其實賺走了蔬菜最終售價里六成的收益，比直接問菜農收高額地租還賺得多。
而李素之所以建議劉備考慮這么立法，自然也是因為李素見識得多了，他知道從古到今，種糧食的利潤都不大，所以種糧食的農民扛不住高地租，最容易被高地租激起反抗。
而工商業和農業里的經濟作物種植，利潤率可以高于種糧食。這種“種植園經濟”的佃戶、雇農對剝削的忍耐力也就比糧農高，事實地租高一點，好歹還活得下去，不容易被逼反。
這也是有后世歷史教訓證明的，比如宋朝統治那么久，最后只有外敵入寇而亡，卻沒有亡于農民起義。
這里面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宋朝的工商業發達，手工制造和經濟作物種植也繁榮，吸收了大量勞動力，還盤活了底層。
明朝雖然亡于農民起義了，但明朝最后爆發問題的主要是西北的糧食作物產區，而江南的經濟作物產區和工商業發達地區，底層勞動力還是活得下去的。
可見對于剩余資本，國家應該往工商業上引導，讓工商業和經濟作物農業吸收赤貧，吸收失地農民，給條活路。
那些一味搞“重農抑商”的政策，反而不利于王朝中后期。因為錢這種東西一旦剩下來、形成資本，以華人的天性稟賦是肯定要去想辦法錢生錢的。
如果抑制了工商，這些錢沒地方去，不是放高利貸就是繼續買地囤房，加劇土地兼并，那危害才大。
把這些沒處去的錢引導到工商業上，就算造成一點實業泡沫，也好過炒地皮。大不了泡沫爆了的時候這些錢自相屠滅，傳導不到糧食上。
（注：大蕭條的時候，米國農民也受害了，農產品也暴跌，但那是因為1929年的時候米國農業的金融介入度也過高了，很多米國農民是貸款多買地買農機擴大生產。
如果不允許金融借貸進入糧食生產資料，危機就傳導不到基礎糧食農業上，最多傳導到經濟作物種植。）
所以李素才建議劉備設想如此巧妙的設計：我原則上控制地主對農民的剝削程度上限。
但如果真到了壓制不住的時候，那也寧可堵不如疏。把這些想要更高剝削收益比例的熱錢，往工商上引，別去禍害囤積土地了。
你去開工場、種棉花桑蠶、甚至只是種菜、炒大蒜炒大蔥炒生姜炒一切香辛料貿易，也好過熱錢去囤糧田。一定要把過剩資本從糧食生產領域擠出去。
這樣留下了一個在非糧領域有更高的剝削比例的宣泄口子后，對糧田領域的剝削比例上限的嚴格執法，才能切實落地。
到時候遇到違法的地主惡霸，官府依法嚴懲，支持官府的人也會更多。
至少那些開經濟作物種植園瘋狂剝削的地主，不會同情那些囤糧田瘋狂剝削的地主，甚至看到后者被官府打擊時，還會幸災樂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