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驚，亦或已經習以為常，都是社會意識。
而社會意識，依托于物質存在。
所以，這種震驚，道理很簡單。
因為物質存在方面，很簡單的道理
其一華北的生態已經崩了。
其二開墾了兩三千年的土地以及土地私有制的全面普及早已經沒有了村社公地。這里的公地指的是村社集體所有的林地、草地等，過早地完成了土地的排他性產權、或者說過早地完成了“圈地運動”的產權歸私問題，使得華北的自耕農只能接受秸稈作為燃料。
英國的圈地運動，解決的就是比如這片小山坡、或者這片小草地，到底是你的、還是我的、亦或者是公地體系下的大家都可以來砍柴放牛的矛盾。
這種“做飯燒什么”折射出的社會物質基礎，甚至于，并非是華北一地的特色。
歷史上，華東蘇北的棉種改良問題，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因為租佃制度和奇葩的分成制，使得佃戶更愿意種植秸稈多的本地棉，因為蘇南地區缺乏燃料，而這些本地棉的秸稈，還是能賣幾個錢的，并且蘇北棉田的奇葩分成制秸稈歸農。
物質決定意識，物質基礎就是這樣，那么自然就會生出了面對著用原木噼柴生活做飯而震驚的心態。
當然這種物質條件，也并非全都是壞事。
辯證地去看，這是大順朝廷能夠支持開發京西煤礦、徐州煤礦的一個原因，并且成為和井鹽等配套進行了蒸汽機升級的契機。
同時，也讓這些移民在第一次耕種收獲之前，就能感覺到這里的物產豐饒。最起碼，實現了做飯燒柴的自由。
這是個很了不起的成就，歷史上，魯西地區直到20世紀50年代，還有很多家庭經常斷炊并不只是沒米下鍋，甚至真的就是連點能冒煙燒火的東西都沒有，有些村子因為鹽堿化，已經人均到了一二畝地的地步，靠那點高粱桿是真扛不住。
此時，物質層面的變化，帶來了意識上的沖突。
而這種沖突，除了單純的物質基礎之外，也包括一定的政策上的主觀能動性，主動制造的社會意識層面的“移風易俗”。
從大順鯨海移民開始，劉玉就在移民村社的政策上，有意識地培養“公地”意識、村社小共同體意識。
簡單來說，就是除了耕地、私地之外，還有公地、需要每隔幾年重分的草場等。
一來是為了培養社會意識。分清楚什么是“我的”，什么是“我們的”，什么是“國家的”。全都是“我的”、“你的”，那么也就很難有“我們的”這種意識；而連“我們的”這種意識都無法建立，也就很難理解什么叫“國家的”。
二來是為了重建基層組織力組織力，需要權力的支撐。
權力，意味著要有經濟分配權，否則誰吊你而經濟分配權，就是故意制造出來的草場地的每隔幾年的重新劃分、公地的集體使用、公地資源的不得歸私等。
以這里的物質條件，諸如草場地、燒柴林地、集體林地等東西，理論上其實是沒必要存在的。
和大順本土那種，物質條件不允許，根本無法存在的情況又有所不同。
是以，這邊還是強制增加了一些政策規則，靠政策的主管能動性，強行在物質豐富到有的是草地的地方，強行劃分出村社的公地和草場重新分配等權限。
用于培養集體的社會意識、去掉千年私有制入腦導致的“要么是我的、要么是你的”這種認知，讓他們明白除了“我的”、“你的”之外，還有種東西叫“大家的”。
草場地遲早會分配不公，遲早會出現
親疏遠近，到時候怎么辦，那就需要村社的人在斗爭中成長理論上，讓媳婦在村長門口，跳著腳罵做潑婦狀，那也是一種斗爭。
不過這種斗爭，就是將來的事了。于現在，新來的移民，并不會想這么多，而是琢磨著怎么盡快把自己的家園搭建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