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鈺提起筆，琢磨了一下，回了一句。
“商人求利，所謀者金銀。周邊萬里之內，唯日本國多金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將軍要怪，就怪新井白石鎖國更甚。若他不出臺正德新令，日本又怎么會招致這場戰爭呢？”
“將軍不是儒生，我也不用儒生的仁義來講道理。若論禮法，將軍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合禮法的，難道將軍真的希望天朝講‘仁’、‘禮’嗎？”
拿出了最丑惡的殖民者的道理，把挨打定性為被打者的錯，更是直接拋下了仁義道德面紗，直言不諱是為求利。
避開了德川吉宗想要真正試探的方向，德川吉宗面對劉鈺的回筆，也不生氣。
知道這是劉鈺說實話的風格。
為的確實是金銀，這句話絕非謊言。
這句話后面的全怪新井白石，這就與事實無關了，這是立場問題。
事實是，新井白石確實縮減了長崎的貿易額。
立場是，日本不希望金銀外流，而大順希望日本外流金銀。
牽扯到立場和屁股，事實，只不過是佐證時候的正反解讀而已。
德川吉宗回筆道：“如果這樣說的話，新井白石并沒有錯，是貴國的海商沒有本事而已。”
“日本國向來仰慕大國，頒發貿易信牌的時候，貴國的商人可以拿到三四十支，而荷蘭人只能拿到四支。”
“但荷蘭人的船大，四支攜帶的貨物，與貴國商賈幾十艘船的載貨相差無幾。”
“按劉君的說法，要怪的難道不是貴國的海商不能夠造大船嗎？”
雖然一上臺就罷免了新井白石，但這一次挨了打，在手上留下了三刀傷口作為記性，德川吉宗此時才算是真正理解新井白石為什么要出臺那些政策。
這時候不免就要爭上一句，明知毫無意義，卻也不希望在他眼中為日本好的人，承擔這樣的責任，亦算是作為幕府將軍最后的一點驕傲和尊嚴。
況且新井白石之所以要發貿易信牌，除了縮減貿易之外，也是在彰顯“日本中心論”，可以自我安慰般理解為“朝貢”。
就像大明規定琉球十年一貢，不準來的時候就是不能來；而新井白石則用貿易信牌制，變相地把貿易變為了大順向日本朝貢，不準來就是不準來、準你多來那是恩賜，史書上史官即可記下：年月日、唐人來貢。
劉鈺不是這個時代的人，這么久了仍舊沒有完全融入這個時代，不能夠完全地用這個時代的思維方式去考慮問題。
他看不懂貿易信牌制背后隱藏的日本中心論，但他也不需要看懂。
如今做到了這一步，回京城后，再頒布一個“禁藩屬與蠻夷私自貿易”、“與藩屬貿易必須本國造船、水手九成本國”、“南洋貨物必經松江轉運不得直抵藩屬”等法令，那就直接一步到位搞成了宗主國和殖民地。
帶著勝利者的心態，劉鈺沒有繼續爭論到底是因為日本鎖國有錯在先、還是大順海商無能不能造大船，很“大度”的表示這個問題如同“漢時馬肝之論”，實在沒必要爭論。
然后反客為主，問了德川吉宗一個很尖銳的問題。
“將軍對日本的將來，有何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