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危機，就是大順放棄朱子學，當初扶植更為激進、霸道更重的永嘉永康之學所引起的。
朱子學是，我可以弱，但天理和強弱無關。
而正如大順的大儒在明末大亂中的反思，評價永嘉永康學派道：“使文毅之學行，雖不免雜霸，而三代蒼生或少有幸，不幸宋、陸并行，交代興衰，遂使學術如此，世道如此。”
陳亮死后的謚號是文毅，永嘉永康學派的一處理論，便是“義理要通過功利來體現”。
本意并不是說，你的道理是不是對的，要看你強不強、富不富，否則就是空談。
但義理一旦不和功利對立，很容易被歪曲成上訴的說法。
正是這一套東西，也就導致了李淦看到了大順的一個特有的危機。
如果，放棄了朱子學的空談義理，空對空，而講實績。那么，如果你不夠富、不夠強、是不是也就意味著義理本身錯了？
一旦義理和功利實績綁定在一起，那么義理本身就不再是不可觸摸的神圣空談。
在之前，這個理論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只要中華統一，那就是天朝，所以義理神圣，不會受到任何的挑戰。我為天下最強，所以我的道理是對的，為什么呢，因為我說我之所以強是因為我的道理。
這是個死循環，只要最強，這個死循環就能無限循環。
但現在，世界的范圍擴大了，西洋人來了，義理本身已經受到了潛在的威脅。
擺在李淦面前的，只有兩條路。
要么，復奉祀侯為衍圣公、請回理學、廢棄功利永嘉永康學派、將儒家改造成儒哈比，誰改革誰就是奸賊、數典忘祖，閉關繼續維持天朝上國的概念。義理全都空談，和功利沒有任何聯系，哪怕被人打成屎，也不是義理有問題，蠻夷再強大那也是蠻夷。
要么，就只能想另外的辦法。
在劉鈺暴打了日本、殺雞儆猴之后，李淦權衡之下，最終沒有選擇復奉祀侯為衍圣公、請回理學。
而是選擇了這么一條允許容錯的理論。
哪怕將來暫時落后了，不是圣人之學以及配套的禮法制度出了問題。西洋的制度理念只適用于西洋，放到這必定水土不服，我大順自有國情在此。
就像是唐宋時候，儒學面對佛教的沖擊，不得不搞出了理學的宇宙觀，終于站穩了腳跟打敗了佛教，再也沒有出現唐時逼得韓愈上《諫迎佛骨》的狀況。
而現在，面對新的沖擊，在放棄了以耶補儒之后，只有在沖擊中找到別的辦法繼續維系。
普遍適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天朝一整套的文化、道德、制度、理論，在義理和功利不互斥的官方意識形態下，不可敗、只能勝，甚至不能落后。一旦落后，不只是藩屬質疑天朝，更是體系全面崩塌。
只是，放眼四周，李淦心中也多無奈。
像劉鈺這種人，根本對名教毫無理解，純粹的霸道功利。
像忠臣那種人，只對名教理解頗深，對外面的東西看都不看。
以至于弄到現在，自己搞出這一套東西，明明是為了保名教的，結果深諳名教的反對，反倒以為他這個做皇帝的向著劉鈺這一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