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淦不反對變法。
也不反對有人打破這種“破而不立”的局面，搞出一套新的東西，完全契合如今大順的經濟基礎，徹底取代朱子學，把官方的意識形態立起來。
甚至，很支持。
但是，這個人，絕不能是劉鈺。
李淦可以支持劉鈺搞實學、搞科學院、搞海軍、搞軍改。
但是，允許了前者，就不可能再允許劉鈺把這一套整合、發散成體系。
王安石是第一人，可能也是最后一個，既入中樞宰執，又能搞出一套體系的強者。
等到王陽明，那就封個伯，別入中樞，回家搞心學去吧。
后續，可以允許心學強勢，朝中多有心學之徒，但前提是王陽明已經死了、或者已經不可能入中樞了。
放在此時的大順，雖不完全一樣，卻也相差無幾。
就像是大順也不是沒有大儒，也有自成體系的南北派系，也有古儒一派，但派系領袖名聲雖高，進中樞絕無可能。
劉鈺的儒學水平什么樣，皇帝心知肚明。但是，他不會，別人未必不會……武德宮考試劉鈺怎么拿的魁首，皇帝心里還是有數的。
引起這件事的巴達維亞事件，就是這種事的一種體現。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大順治下，怎么對待？這本身就是一個官方學術的問題。
如果是朱子學，作為官方學問，這件事會怎么定性？
如果荊公新學，作為官方學問，這件事會這么定性？
如果漢儒公羊，作為官方學問，這件事會怎么定性？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
大順不是靠《大順律》治國的，也不可能靠《大順律》治國。
日后工商業發展起來，要擔心的不是官商勾結的問題，官商勾結對皇帝而言，那都小事。終究還是來個青天大老爺、皇帝圣明派個“八府巡按”來查案就能解決的事。
但工商業發展起來，官方怎么看待一些新興事物？這才是皇帝要慎重對待的問題。
事情還是一樣的事情。
但事情是好？是壞？是支持？是反對？是盛贊？是怒斥？這是官方學問的意義之所在。
同樣的寡婦改嫁，在先秦、在漢、在唐、在宋、在明、在順、后世，完全是不一樣的評價。譬如李清照，都成為了“不貞碭婦”。
又譬如崇禎，對唐太宗的種種不道德行為嗤之以鼻，認為拿唐太宗和自己比是侮辱了自己。但若在后世，對崇禎最多也就是“同情”，可哪怕再同情、再感同身受、再哀其生不逢時，也沒人問一句：當皇帝，是崇禎強，還是李二強？
同樣的，如果工商業發展起來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事，該怎么定性？以及，該怎么處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