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對外貿易不是很主動，都沖擊出來了個貨幣白銀化，沖擊出來個白銀稅改。
如今對外貿易的額度、數量，都急速增加，若這種情況下還不考慮貨幣問題，肯定是要出事的。
這個事從實際來講，可能不算啥太大的事。
但在朝堂里，可能會成為被人攻訐貿易的方向，是以劉鈺有必要跟皇帝提前提一嘴。
大順的士大夫水平，很難搞明白經濟。
很多都是憑感覺來。
歷史上1810年代開始，出現過一波突變似的錢賤銀貴，一些地方瞬間漲到了1600到1700兌一兩白銀。很多士大夫憑感覺，認為是鴉片走私導致的。
雖然說，鴉片當時走私確實已經嚴重了，但問題是即便算上鴉片走私，那幾年每年的白銀入超量，依舊保持在600萬兩左右。
士大夫會歸結于鴉片走私的問題。
從立場上講，這是好事，引起了對鴉片的警覺。
立場先放一邊，10年代開始的銀貴，鴉片走私并不是主要因素，甚至那幾年實質上的出口量和白銀流入量都是增加的。
這種情況，對此時的大順，則可能是一件壞事：如果出現了銀錢比例的劇烈波動，大順的這些士大夫也會憑感覺，把問題甩在對外貿易上。
等著真出了事的時候，皇帝沒有被劉鈺提前打預防針，說不定真的就被那些士大夫的臆想給說動了，覺得都是對外貿易導致的。
“陛下，此番開拓了西洋貿易，有一事臣不得不和陛下奏明。陛下亦知昔日檀淵之盟，歲幣不過十萬兩白銀。如今松江等地，巨富之家，百萬亦可拿出。”
“自從明末貿易開始，白銀流入，日漸增多。這錢、銀兌換之事，不可不察啊。”
“百姓生計，除非繳稅，否則平日里多用銅錢。買布、買米，此等生計所需，鮮有用銀的。”
“臣擔心，這錢政若不變動，日后恐損小民生計。”
皇帝聽了劉鈺的話，忍不住笑道：“愛卿錯了。按你所說，白銀流入本朝日多，那豈不是說原本一千錢換一兩銀子，如今一千錢能換一兩三五錢銀子了？如此，百姓的生計應該越發好才是？”
“你亦講過，那瑞典國之前保持實物租，是以歐洲白銀日多，他收實物租，入國庫的錢反倒多了。本朝既收的是貨幣租，白銀日賤，難道不是百姓的負擔小了嗎？原本還要用一千錢兌一兩銀子納稅，日后豈不是只需800錢、500錢就能兌一兩銀子的稅？”
劉鈺怕的就是皇帝這么想，道理好像對，但肯定是少考慮變量了，至少歷史上證明了這么想肯定有些地方沒想明白。
否則無法解釋整個18世紀對外貿易一直是入超，大量白銀流入，但白銀和銅幣的兌換價，卻從700逐漸漲到了1100。
也沒法解釋二鴉之后，從沸反盈天到2600的兌價，到二鴉之后，又逐漸降低到了1000。
劉鈺自己也解釋不明白，只好道：“陛下，錢銀兌換，若是價格變動，必有不法之人得其差價。或是積攢銅錢、或是積攢白銀，不管積攢什么，都不好。不花錢，不是好事。”
“臣以為，是不是可以定準一物？既定準銅、又定準銀，便是什么都沒定準。朝廷稅收、支出、軍費等，既都用銀，何不以銀為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