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相所缺而趨之，捷者獲焉，鈍者自咎其拙，莫能怨也。而私販之刑不設，爭盜抑無緣以起。其在民也，此方挾乏以增價，而彼已至，又唯恐其仇之不先，則踴貴之害亦除
就是說，如果完全市場化，這個地方貴了，商人肯定爭先恐后來賣，生怕慢了；而那個地方的人想要囤貨居奇，剛要漲價，別的地方的貨又到了，這囤貨居奇的生怕自己賣不出去，趕緊降價，所以價格上漲的問題也解決了。
林敏等鹽政改革派，算是師從王夫之的這個觀點的，所以他們改革的方向，從一開始就沒考慮生產端，只是考慮銷售端。
要搞全面的票法，代替鹽引制，認為只要這么改，問題就全都解決了。
第五種觀點，就是劉鈺這一派的觀點。
劉鈺這一派的觀點，用當初劉鈺和林敏討論的那番話的意思，就是說，只要生產力還沒到從東海到西域，能夠月初發車、月末即到的狀態，那么搞純粹的市場調控，那就是腦子抽了。
搞純粹的票法，真的是過于相信商人的良心，也過于小看商人的投機本能了，更是低估了明中期開始的白銀流入、資本積累過快壟斷過快的速度了。
相所缺而趨之，捷者獲焉，鈍者自咎其拙，莫能怨也適用于一個長寬千余里的國家，至少此時并不適用于一個廣闊上萬里的國家。
所以，劉鈺說，引法、票法，都是修修補補。唯一不算修修補補的、有意義的改革，就是搞大鹽場，提振鹽的生產。
這算是真正進步意義上的、不是修修補補的改革。
而在銷售端，既要相信資本的資源配置能力、又要提防資本對市場的擾亂和阻礙。
所以，要搞全面的鹽政改革，提振川鹽、山西鹽、長蘆鹽、閩粵鹽、滇鹽，搞一個全面的鹽業總公司，協調管控。
依靠各處的生產進步，來緩解物流運輸帶來的諸多問題。
物流運輸問題，現在是無解的。那么就只能在生產端開動腦筋，讓各個產鹽區都能輻射一個合理的范疇，由國家成立的鹽業總公司，根據鹽的生產成本，調控征稅，穩定價格；同時通過官運商銷、明票暗引的手段，確保鹽能抵達大部分國土并且銷售出去。
這五種對于鹽政的看法，各有不同。
劉鈺和林敏的分歧，主要在于“鹽政改革的重點，是不是淮南墾荒”。
換句話說，劉鈺眼里的鹽政改革，重中之重，在于淮南墾荒，而淮南墾荒的重中之重，在于扶植資本種植棉花，為大順的墨西哥棉替代計劃打好基礎。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么這場鹽政改革就是意義不大的。
而林敏眼里的鹽政改革，以鹽為主，淮南墾荒，種植棉花，其實是鹽政改革的副產品。當二者出現沖突的時候，保鹽政在銷售端的改革，可以放棄墾荒種棉花這個附加選項。
至于別的，兩人其實并沒有多大的分歧。
林敏肯定是反對這篇文章里的做法的，因為林敏的改革設想，一開始就沒考慮生產問題，只是考慮了鹽區鹽引法的改革。
既然一開始沒考慮生產端，那么在親眼看到了劉鈺搞大型曬鹽場的生產法，再比較一下淮南原本的挖坑燒灰淋鹵煮鹽法，他自然傾向于劉鈺的辦法。
至于說這篇關于鹽政的建議里，有沒有他認可的地方，肯定還是有的。
除了那些鄉愿幻想之外，林敏主要認可的地方，還是關于貨幣問題的。
即“為了防止這些鹽戶受商人盤剝，朝廷應該主動承擔起收鹽的任務，同時還要按照一定數量的米糧等給予鹽戶，確保鹽戶不會因為糧價波動生計受到影響。”
這應該，也算是明末開始的一大非常非常有影響力的思辨了。
應該說，從明中晚期開始，一直持續到大順惟新元年。
即，錢，銅錢，白銀，物資之間的關系。
明末開始，之前的過于禁錮，和后期的基層崩潰，以及白銀涌入，商品經濟發展，出現了很多的后世稱之為啟蒙思想家的大儒。
而關于貨幣問題，他們的想法基本是趨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