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國的人，自以為自己是小中華。
但真正的中華的土地制度、賦稅制度，和這個自以為“小中華”的國家，截然不同。
整場改革中，至關重要的“徭役”部分，改革的基礎，恰恰是商品經濟發展，舊體系的瓦解。
而權哲身的老師李星湖那么痛苦、開創實學的原因，恰恰是因為李星湖在漢城周邊親眼目睹了舊土地制度的瓦解、土地買賣、商品經濟的出現。
就以明初的蘇南手工業發展為例。
因為明初的稅收制度征收實物稅，使得一些地方用東西，來蘇南換取棉布、絲綢。
這促進了蘇南官營手工業的瓦解、家庭手工業的發展，最終經過明末織工一波又一波的起義和反抗，到大順這已經基本實行了包買制。
除了一些特殊的衣服，比如龍袍之類的玩意，仍舊還需要專業的官營工匠。
此之外，經過前朝末年的織工抗爭，官營手工業和匠戶制已經全部瓦解。
朝鮮國處在一個什么階段
處在一個類似于明初到明中期的階段，甚至還不如。在土地制度上，甚至可能要倒退回唐中期。
稅收制度的改革，促進了朝鮮國的私營手工業發展；商品經濟的出現，又催生了土地買賣；土地買賣，導致了貧富快速分化，自耕農階層全面佃農化。
才堪堪走到這一步，而且也完全沒有明中期開始的白銀瘋狂內流的情形倒是原本有一點機會，做中日之間的二道販子。然而劉鈺伐日傷害最大的不是日本，而是朝鮮，使得朝鮮的貴金屬直接空了，貨幣全面被大順紙幣占領。
這是朝鮮國此時要面對的問題。
所以，李瀷、權哲身等人，就算使勁兒往前跑、思想比別人都快，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最多也就想到明晚期全面反動回明初的那一步而已。
經濟基礎在這擺著，人的思想又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不想著往回退，才是腦子有問題的。
所以歷史上星湖左派最終選擇了擁抱基督教，試圖全面倒退，因為他們最處在最痛苦的“苦于舊制度瓦解、但舊制度又瓦解的不夠”的階段。
這個階段才是思想界最難受的時候，而且幾乎全世界在這個階段，都會讓“往回退”的想法成為主流。
而且應該說，在這個階段，經濟學意義上最反動的一群人恰恰是真心最愛惜百姓、同情百姓疾苦的一群好人。
大順則是繼承了明晚期的經濟基礎、又往前正常走了八十年、又被劉鈺拽著大步躍進了二十余年。
同時大順也繼承了明末思想家的諸多想法，是在那些思潮的基礎上展開且發展的。
兩國的經濟基礎，從正常時間線上，差了三百年呢。
三百年前，劉鈺的改革，必然失敗；一百年前，明末的主流思潮都是經濟反動回明初，反對白銀貨幣、反對一條鞭法、反對稅收貨幣化，那時候搞劉鈺這樣的改革，死得更快。
蘇南官營手工業開始瓦解、私營手工業發展、土地私有制重新成為主流壓倒官田的時候，土木堡才開打。
朝鮮國現在才走到這一步，反動回溯的思潮占主流，幾乎是必然的。
不出現貧富差距、不出現土地兼并、不出現工商業發展，募役法有個卵用沒有那么多“窮且自由”的勞動力，修運河不征勞役怎么修
沒有低價到傷農地步的糧食，又怎么讓這些窮且自由的勞動力不至餓死揭竿而起
低價到傷農地步的糧食，又怎么可能不讓農村原本的經濟體系瓦解，大量的佃農跑路城市，成為“窮且自由”的勞動力
所以，簡單的修運河。
兩邊完全是雞同鴨講。
在默認各自的經濟基礎為基本的條件下，孟松麓是根本無法和權哲身講明白這些運河到底是怎么修的、又為什么會不傷百姓。
權哲身理解不了，因為孟松麓默認權哲身明白此時江蘇的經濟基礎、土地制度、稅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