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著反動回漢經學后，無非兩種可能。
第一種，窠臼之中，仍舊無法指導和西方交流深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社會發展。工商業發展導致舊道德淪喪。
然后程朱理學最終反撲，走明末的路，在王朝末年，程朱理學再度成為正統，試圖走東林黨道德救世的路。
第二種，考據學和經學研究，總結了方法，但成果越來越少。因為儒家經典追到漢經學，其實并不多，出成果就很難了。
仍舊還是社會發展，無法指導現實；加之西方科技的傳播。
必然導致這些考據學家，或者是為了搏名出名；或者是為了走“以諸子補儒”的路，都會開始轉向更容易出成果的諸子百家。
管子、墨子、莊子、晏子之類的書籍考證、傳播、將那些佶屈聱牙的諸子文章重新整理翻譯成易于傳播的時代文風等等。
雖然說，楊朱墨翟的學問素來是儒家厭惡的異端，但在明末對宋儒的大反思之后，基本上，楊、墨二學的“異端度”，降在了佛、釋的后面，明末開始就普遍認為“佛釋之害，甚于楊墨”了。
總之，要么，末期程朱道德學問復興，結果道德救世不管用，再來一波反思。
要么，考據學推動先秦典籍研究，引入諸子學以補儒，文藝復興，托古改制。
而此時的大順，實際上第一條路基本被斬斷了。
因為劉鈺這二十多年的改革，重新塑造了江南的經濟基礎。
通過對大約二三十萬漕工鹽工河工的血腥鎮壓、揚州府淮安府以及運河區大約一百五十萬人的被迫遷徙，以及對外擴張、東北的種植業商品糧化等等一系列舉動，使得出現了理學家最不想看到的情況。
考據學有個問題，有人做過比喻，說是“考據學在前期，就像是蠶吃桑葉，但他媽的光吃桑葉，不吐絲”。
這就是戴震做的那個“轎夫”和“大人”的比喻。
桑葉咔咔地吃了一堆，吸取了一大堆上古營養，但絲一點吐不出來；或者說，大人重要還是轎夫重要明顯是大人重要，結果新學問全都奔著天文學、數學、歷史、地理學、水利學這些“轎夫”使勁兒，而塑造社會道德的義理始終立不起來。
但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被理學家頗為忌憚的點。
比如曾剃頭，就評價過，說這種學問最可惡。
張己伐物，專抵觸古人之隙。或取孔孟書中只言片語，變更故訓，另創一義。
歷史上曾國藩最擔心的方向，恰恰就是大順此時新生代儒生走的方向。
解構儒學體系，弄些只言片語，孔孟言語，先秦典籍，另創義理，變更古訓，以迎合社會發展的需求和現實情況，達成群流附和、堅不可易的效果。
而這么搞，實質上就是某種程度的揚矢周孔。
因為從董仲舒開始，一直到宋儒，才最終把儒學整合成了一整套完整的體系。下到黎民道德、中到治國思路、上到宇宙道統，這一套體系是完整的，所以周孔之學方能經久不衰。
而這群搞考證的開始，看似是在明正先儒，使圣賢之旨明于天下后世但實際上卻是在通過不斷瓦解已有的體系。
沒有后世的注解、體系、道統、整理，周孔之學是干巴巴的，不能作為下到黎民道德、上到宇宙道統的完整體系的。
這正是當初毛奇齡、李塨等人的擔心之處。所以當初才會警覺無比，認為這是可能會揚矢周孔。
純粹的周孔之學，是立不住的。甚至在戰國時期就立不住了，最后是融合了諸子百家進行了自我修正，才算是站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