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省明達制糖一廠,車間外的工棚下,一人身手矯健地跳上了木制箱堆,然后一手攥著轉輪手銃,看著四周聚集起來的糖廠工人,扯開了嗓子吼道:“馮先生的車已經被燒了!馮先生的辦公室,也已經被砸了!那些狗官,不僅僅是要謀害馮先生,還要搶奪這家廠,這家兩百八十年的糖廠!”
“工友們!要是沒有馮先生,要是沒有我們明達制糖廠,大家哪里領工資?又是誰來發柴水?!誰要搞我們明達制糖廠,誰就是要砸我們的飯碗!”
“今天!碼頭那里,已經鬧了起來,不鬧是不行的,不鬧,今年就只能等死!”
“馮先生已經去爭取,去解釋,沒有用!”
“你們也看到了,糖廠還是要關!還是要關!還是要關!”
箱堆上扯著脖子在那里呼喊的人,是原先明達制糖廠的“工人之家”書記員,工人們以往跟他打的交道說多不多,說少不少。
明達制糖廠的工人,大多數也都是姓馮或者姓冼,祖上論起來,說不定還真是跟冼夫人有關系的。
只是,同姓不同命,不是所有的冼夫人之后都能夠成為“南海四大家族”的精英;也不是所有的馮盎之后,都能夠混成各種社團的大龍頭或者會社的社長。
“啊?!糖廠,糖廠真的要關?!”
“不是說為了查稅嗎?”
“查稅的事情,跟我們沒關系啊。”
“怎么就要關廠了呢?”
“怕什么?在哪里上班不是上班?”
“這么輕松嗎?現在開工很難啊!”
“是啊,江南洲碼頭,現在也不招人,海船進港的,這陣子越來越少,說是南海的海賊,鬧得很厲害。”
“那個什么‘縹緲蒼龍’,死了不知道多少回,還是活蹦亂跳!”
糖廠的工人們也是你一句我一句,在那里宛若沒頭蒼蠅一般地議論著。
而箱堆上的人,見機頓時大聲道:“工友們!大家也是曉得現在的行情,開工不易,有一份工就很好!我們明達制糖廠,兩百多年的老廠了,背靠馮先生,還是撐不住。現在河西的糖廠,已經全部停工,天天有人去海邊敲生蠔,生蠔那么多的嗎?過了這幾天,開不了工,還不是等死?!”
“啊?!我說最近怎么來了這么多河西佬,還以為不做工的,這么閑,原來已經停工了嗎?”
“那現在怎么辦?!”
“對啊,怎么辦?”
各種小道消息匯總之后,工人們也是大概知道情況,現在就是開不了工,因為老板們都是人人自危。
既怕搶銀行的搶到他們頭上,也怕稅警突然敲他們的辦公室。
這也怕那也怕,索性就關了。
而那些做來料加工的,更是可憐,原本還有庫存,可是現在海船壓根進不了港。
別說是珍珠、瑪瑙、黃金等等奢侈品、貴重品,就是一般的絲麻、橡膠、糧食,也是難以進來。
不是進不來,而是難。
哪怕是陸地上的“廣交線”,鐵路明明沒有斷,可基本跟斷了也差不多。
聚集在廣州西站的貨運車廂多不勝數,因為知道外地的稅警過來,大多數中小老板,寧肯繳納違約費、管理費、儲存費,也不肯現身前往火車站一趟。
幾天時間,原本靠著庫存還能維持物價,但是短短半個月不到,物價直接開始成本增長。
甚至連疏通管道的“掏糞工人”,原本業務是相當頻繁的,但是最近的十天,散單業務量直接驟降,原因就在于,很多小型社區,寧肯自己掏糞出力,也不愿意花“大價錢”找專業人士來搞定。
“交州米”進廣州的價錢,直接翻了一倍,就是這樣,因為局部地區的恐慌,哄搶物資者比比皆是。
類似明達制糖廠這種大型企業,因為管理相對封閉,反而受到動蕩的波及要小一些。
但是現在,伴隨著山東的言語,一向不慌的馮氏、冼氏工人,也開始焦慮起來。
箱堆上的“工人之家”書記員說得越急促越大聲,越是讓他們慌張不已。
“怎么辦?!現在怎么辦?”
“飛仔,你時書記員,天天看報紙的啊,報紙上到底怎么說啊?”
“對啊飛仔,怎么說啊?”
箱堆上的年輕人晃了晃手中的轉輪手銃,一臉無奈地大聲道,“怎么說?!你們問我,我問誰啊。大家難道不知道,現在《廣州日報》還在報道銀行連環爆炸案嗎?”
“什么?!都這種時候了,還管什么爆炸案啊,老子人都快要爆炸了啊!”
“飛仔!飛仔!馮先生到底還做不做生意啊,他可是大老板啊,他可是‘廣州王’啊。怎、怎么會被逼到關廠呢?”
“對啊飛仔,到底什么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