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本地真正規模大又比較分散的基層單位，并非是人們想象中的村落，而是“寨”。
整個“萌渚嶠”“九嶷山”，地形極其割裂，望山跑死馬是常態，要不是還有水路稍微可以借用，行政成本那是相當爆炸。
要針對這些地方做調查，沒點地位，沒點本事，沒點勇氣，那是真的不行。
而這一切，甘正我都有！
“逍遙散人”在這里搞的事情，不過是對湘東諸多運動的拙劣模仿，他沒有搞清楚，湘南很多地方的特殊地理環境、人文環境，造成的最小生產單位是不一樣的。
在湘東，佃戶能種地，但佃戶之外，還是有小農的，小農只要沒人盤剝，又沒有碰上天災**什么的，“余錢剩米”總有。
可在湘南，純粹的種地就有點玩命的意思，水利設施上遠不如湘東發達，類似安仁縣這種至少還有“大鯉魚水庫”類似的工程。
湘南不能說一概沒有，但基本一滴水都不會給土鱉用上。
所以，湘南在很久以前，外出找活路，就成了主流，否則也不會郴州成百上千的大老板，都是從海外回來的。
為什么會是從海外回來的？
因為首先要出去啊。
出去了，才能回來。
隔壁道州同樣如此，當原先大量的小農離開故鄉之后，田地并沒有消失，而是轉交給叔伯兄弟來經營，唯一要做的，就是承擔一部分自己贍養雙親、撫養子女的責任。
說人話就是自己在外討生活的時候，家里只要給口吃的餓不死，就行。
所以，道州的小農，在身份上，也的的確確是小農，但實際上，他們因為掌握超過普通小農相對較多的土地，本質是小地主。
只是身份沒那么牢靠，也不那么穩。
于是，“安陵散人”過來找他們商量“減租減息”，好不好？
這自然是好的。
可執行力度強不強？
肯定不強啊。
因為難保哪天自己掙夠了，就把兄弟的田給盤了呢？
到時候，手里幾百畝上千畝地，你要是不請人，怎么行？
再往細了去琢磨，就直奔“減租減息”而去，搞不好就是減到自己頭上。
帝國的治統是非常微妙的，道州本地的情況，因為百幾十年沒問題，所以帝國的高層，從來沒有說要去改動。
既然運行的好好的，就不要吃飽了撐的去折騰。
于是，“安陵散人”就進入到了一種盲區，哪怕他本人是個湖南人。
賬面上一看，百姓安居樂業，耕者有其田，實際上狗屁都不是一個。
胡亂套用湘東的經驗，自然是被當地的農民當凱子，忽悠幾個糟錢，喊兩聲口號，這事兒么，就結束了。
讓他們跟著“安陵散人”的同志們去反抗朝廷？！
啊這？！
何至于此啊。
“安陵散人”這個湖南本地人看不到的，甘正我卻不一樣，他畢竟是教育部的“尖刀”之一，以前作為工具，是不需要太多個人感**彩的，自己需要提供的，是解決問題的一切手段、能力、素質。
但現在，“尖刀”不干了，自然方向就要發生重大改變。
甘正我首先直截了當地指出，湘南最容易發動的群眾，并非是道州明面上的農戶，而是那些外出務工，以及各個山寨中的“茶農”。
而這些“茶農”只是身份上算個農民，本質卻是個沒有人身自由的農奴。
其個人權利，可能還不如茶陵縣的“茶農”。
兩者同樣悲慘，當然了，道州老鄉更悲慘，比衡州的老表，處境還要糟糕一些。
再加上因為一些初級工業品的生產加工，衍生出來的特殊的、畸形的外銷渠道，自然形成了更加奇葩的壟斷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