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為帝國南方輻輳之地，經濟、文化和政治中心。這印書坊扎根南京，不知靠著誰的路子，竟然在兩個月內將銷售渠道鋪遍大江南北，最遠的竟然賣到廣西、福建等地，姚弘謨聽說這馮東家每天搬銀子到搬到骨軟手麻。
這印書坊和主流印書坊走的不同路子，那些印書坊雖然眼紅，但不傷根本。評話出來后，砸的卻是好多南京讀書人的飯碗。這些人舉業不成，要么做婚喪嫁娶的司儀清客賺些外快，要么寫詞話、給印書坊借以牟利。這市場被清流印書坊一沖，誰還看那些所謂詞句高雅，佶屈聱牙的作品。
各家書坊被清流書坊的手段嚇阻，不敢反抗。這些讀書人卻沒什么顧忌，不免呼朋引伴，將清流書坊視作仇讎。
先是在各類文會中大加指斥，說些清流書坊印的書“有辱斯文，腥膻滿紙，只配賣給販夫走卒、引車賣漿之流”等等言辭。
時間一長，南京幾個沽名釣譽、賣法養交的所謂生員“領袖”也開始注意到此事。他們找到馮邦寧，個個鼻孔朝天，要讓清流書坊贊助些“文會”之資。馮邦寧哪里能把他們放在眼里，險些把他們扔出去。
其實，馮邦寧以往被奉承慣了，還真是不知道這些讀書人的厲害。明中后期，大量的讀書人已經變質為“文氓”。他們呼朋引伴，結為黨羽；捏造歌謠、興滅詞訟。以直言論天下利病自詡，虛談要譽；以奔趨謗議為良圖，威脅縣官。在公門之內、士林之中，形成了絕大一股勢力。
因為他們把持著學校管理和士林評議，而“文教”作為地方官考核非常靠前的一條，所以官員輕易不敢得罪他們，免得被他們搞臭名聲——結果惡性循環，有些小地方甚至被這些人把持了地方政權，地方官要么做傀儡，要么和他們同流合污，沆瀣一氣。
這些人見書坊沒將他們放在眼里，哪能輕輕放過？不免鼓動清議，沒本事的將揭帖到處亂貼，有本事的將片子和狀紙到處亂投。先是應天府、繼而按察司，都被馮保按住了。
姚弘謨此人和南方士林來往較多，最近聽到不少風聲。他本以清流自詡，對印刷、文化業關注較多，算是南京城內高官里邊和這幫人接觸多的。故而收到不少請托，讓他幫忙收拾清流書坊。
但他那時候在太常寺，這出版業不歸他管。在不同場合鞭撻了清流書坊幾句，也未起作用。后來，不知為何，竟然被尋了小過，參奏一本，降了半級——此時他還不知道是誰要收拾他。
他到了國子監后，事情已經發展到國子監里面的不少監生領袖鼓噪鬧事，要讓地方查封清流書坊。應天府移文過來，請他嚴加管束，不許學生騷擾地方，囑托公事。
姚弘謨見了移文，氣個半死。自己跑到應天府理論，意圖給國子監學員張目。應天府尹楊成原為廣西布政使，哪里瞧得起他，打了幾個哈給而已。
姚弘謨不得要領，只能生悶氣。結果沒幾天功夫，李秀山的信就到了，說的很客氣，就是讓馮邦寧來見見他，請他給個面子撥冗相見。姚弘謨這才知道這清流書坊是李秀山罩著的，聯系到自身降級之事，直抽涼氣。
姚弘謨想自己去見李秀山解釋，一是李秀山未必見他；二是被人看到自己結交中宦，他清流的臉還要不要了。沒奈何，只能以四品之尊見馮邦寧，想借機點他幾句，把自己以前打壓清流書坊的篇兒翻過去。
馮邦寧已知這幫人厲害，兼之被馮保罵了幾句，所以姿態擺的極低。磕頭響不說，剛才姚弘謨擺架子把書扔在地上，他也都生受了。
此時聽姚弘謨評價《岳飛傳》有辱斯文，馮邦寧聞言干笑道：“大人的評。小的沒讀幾天書，只是喜聞樂見些快意恩仇之事，故而這書編的俗了些。”
姚弘謨聽了“快意恩仇”四個字，忙把自己身上的酸氣和架子通通收了。半傾身子，溫言笑道：“好個‘快意恩仇’，馮東家說的甚好。本官雖然是讀書人，行俠仗義，慷慨悲歌之士吾也甚神往之。哈哈！”